為什麼余秋雨說：北大學生銳利、活躍、有趣，台大學生含蓄、誠懇、天真？這本書是余秋雨與兩岸學子文化對話的精髓，帶領大家體驗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壯闊，進入中華文化的寶山。
　　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時間，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開設了一門課程，內容是中華文化史。這與大學規範化的文化史課程不同，只探討一個現代人應該對漫長的中華文化史保持多少記憶。
　　探討牽涉到一系列文化理念，因此所有的課程似乎又變成了一門「文化哲學」。它測試了當代大學生在文化方面的已有記憶，也測試中國文化，看看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據了後代的心。
　　每次課程結束之前，學生們都會隨口問余教授幾個與課程無關的問題，這樣的問答，都是力求其快的「閃問」「閃答」。
　　這本書根據課堂錄音出版，為了讓台灣學生也參與，余秋雨先生又對台灣大學的同學做了「閃問」「閃答」，快速的直覺反應常常會出錯，但他相信，這部分很可能在全書中最受讀者歡迎。
作者簡介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生，浙江餘姚（現為慈溪）人。在家鄉度過童年後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寫作學會會長。撰寫過大量藝術史論和文化史論著作，在學術界影響巨大。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中國十大藝術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二十年前辭職後開始全面考察中華文明，然後又親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臘文明、希伯來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恆河文明遺址，以及歐洲九十六座城市。由於考察過程中要貼地穿越當今世界最恐怖的地區，又被電視追蹤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極大關注。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曾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及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地演講「中華文化史」和「中外文化對比史」。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

自序
第一部份 閃問
一、北大的閃問
二、台大的閃問
第一部份 課程
第一課 童年的歌聲
第二課 文明的咒語
第三課 古老王朝的歸來
第四課 文明的胎記
第五課 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
第六課 人類文明的早期分工
第七課 世界性的老子
第八課 道可道，非常道
第九課 尋找真實的孔子
第十課 一路冷遇成就的偉大
第十一課 黃昏晚風蕭條
第十二課 君子的修身與治國
第十三課 關於稷下一項記憶的爭論
第十四課 一個讓我們慚愧的名字
第十五課 諸子百家中文學品質最高的人
第十六課 一個真正的世界奇跡
第十七課 長江推舉他出場
第十八課 何為詩人
第十九課 「二十四史」的起點
第二十課 漢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馬遷的目光
第二十一課 《史記》的敘事魅力
第二十二課 混亂和美麗同在
第二十三課 如果換了文學眼光，三國地圖就完全改變了
第二十四課 中國歷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
第二十五課 一座默默無聲的高峰
第二十六課 光耀千古的324個字
第二十七課 中國第一個知名的大畫家
第二十八課 山川間的文明融合
第二十九課 胡漢相融共強
第三十課 中華文化為什麼會接納佛教
第三十一課 一種文化的制高點
第三十二課 盛唐是一種心態
第三十三課 詩的時代
第三十四課 頂峰對弈
第三十五課 中國歷史的分水嶺
第三十六課 多記一個名字
第三十七課 夕陽下的詩意
第三十八課 精雅大彙集
第三十九課 一些讓人難忘的宋代文人
第四十課 短暫而豐富的九十年
第四十一課 文化集權下的沉悶
第四十二課 五百年斯文所寄
第四十三課 遠方的目光
第四十四課 走向現代的困惑

自序
　　我以整整一年的時間，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開設了一門課程，內容是中華文化史。這門課程的進行方式比較特殊：一，師生之間有很多討論，每次課後學生又會提出很多文化問題要我快速問答，名曰「閃問」；二，全部課程都由香港鳳凰衛視播出。
　　我們的課程在電視臺播出的第一個月，就有很多讀者來信要求出書；從第二個月開始，參與課程的一些北大學生已經成了「亞明星」，不少觀眾能夠隨口說出他們的名字。一位台灣教授問我：「男學生都那麼帥氣，女學生都那麼漂亮，學問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選的？」我說：「沒有挑選，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當這種美色與古老話題聯在一起的時候，新舊之間互相映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魅力。」
　　這本書的初版在大陸很受歡迎，短短的時間內就銷售了十二萬冊。據讀者反映，大家最感興趣的居然是「閃問」部分。台灣最重量級的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讀了之後竭力主張此書在台灣出版，又建議加入台灣大學學生對我的「閃問」。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書稿交給一部分台灣大學學生傳閱，然後請他們提出問題。台大學生提出的問題很快就來了，我一一作答。與此同時，我又補充了與北大學生的一些問答。
　　相比之下，北大學生的問題比較銳利、重大、活躍、有趣，台大學生的問題比較含蓄、雅致、誠懇、天真。我努力用完全相同的態度來回答兩邊的問題，但是，提問者的不同口氣也悄悄地左右了我的口氣。好在大家都知道，我心中歷來缺少政治座標，因此說重說輕都是出於文化。我把與兩所大學學生的問答，放在全書之前。
　　由於兩所大學學生的共同參與，我這本書的新版就變成了現在的書名——《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
　　書中的主體內容，就是我在北大開設的課程。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華文化史。但是這部中華文化史與同類著作不同，是我對當代人「文化記憶」的探尋。這種探尋，包括「已經擁有的文化記憶」和「應該擁有的文化記憶」兩個部分。為了弄清這兩個部分，我在講課現場對北大學生進行了一次次測試。
　　本書表明，我主張當代人「應該擁有的文化記憶」，比較側重於早期。理由是，那個時期創建了中華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頓了中華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後來那些漫長的歷史走廊，儘管故事多多，則不妨快步走過。這種格局，我在《尋覓中華》一書中已經有過書面表述。《尋覓中華》的台灣版，收在爾雅出版社的《新文化苦旅》中。
　　我與兩所大學的學生進行了那麼深入的心靈交流，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潤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潤文化。中華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輕而又美好的生命來滋潤它。如果沒有今天的滋潤，那麼，即便是奉為天書聖典，它也只能風化。
余秋雨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閃問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連終生只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而已。問：在網路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冠冕在臺灣曾流行一陣子，但一直不很清楚「大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在西方比如說天主教「封聖」、英國女王「封爵」、某種獎項「桂冠」得主……都很明顯，泛說的「大師」是否能有較為周延的定義或標準？ 答：在民間，「大師」是指路邊算命卜卦的人。後來，大陸行政當局為了保護民間工藝，評選過一批「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製作大師……，主要是指各項民間工藝的當代傳人。這裏所說的「師」，帶有「師傅」的意思，都是親自動手的製作工匠。除了以上兩種，第三種「大師」，是對剛剛去世的專業人士的尊稱。例如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去世了，追悼會上就稱為「國學大師」；一位老畫家去世了，報紙上就稱為「繪畫大師」。中國歷來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這就使「大師」的稱呼聽起來不太吉利。即使還活著，大多也已經「日暮鄉關」。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是有苦衷的。他們告訴我，大學的理工科早就設立了很多不同層級的高端研究所，但是文化藝術學科卻沒有，因此經過評選，決定全上海在藝術學科設立兩個「大師工作室」。除了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周教授今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這件事，我與他們商量了好幾個月，希望能去掉「大師」二字，以免產生某種不良的感覺，但他們說這已經成為制度，很難再改動。由此可見，這個辭彙並沒有太明確的含義，只是教育行政部門表示重視的一種級別劃分而已，不必深究。我在工作室掛牌那天說了這樣一段打趣的話：「一個人，先做大人，再做老人，因此老的地位高於大。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老師，今年由老降為大，似乎也不算什麼，不要當真。」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答：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馬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以政治為業」的人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