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突破中國史及世界史的分野，不僅是貨幣史與經濟史的傑出研究，
更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領域的宏大之作！
 
　　中國對於白銀的需求如何與十九世紀前期拉美人民的獨立運動，以及其他世界經濟變化交互影響，從而使中國從清初的鼎盛走向了近代的衰落？
　　此為本書的核心論述。鴉片戰爭常被認為是傳統中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但本書根據時人觀點及更多分析指出，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因拉丁美洲白銀減產而起的危機，比戰爭本身帶來的影響更深。
 
　　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論述帝國內外的政治變動所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問題為何拖垮了老邁的中華帝國；中篇則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從既有的文化資源中尋找靈感，為自己的政策主張找到支持點；下篇則轉向學術史、思想史的方向思索，探討不同流派「經世致用」思想的脈絡。

　　以上表明本書不僅是一部貨幣史與經濟史的傑出研究作品，更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領域的宏大之作。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王玉茹專文導讀

作者簡介

林滿紅
 
　　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與碩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專攻歷史學。

　　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學與京都大學客座教授及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學術研究領域涵蓋臺灣史、經濟史、亞太區域史與政治經濟思想史。著有專書《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灣海峽兩岸經濟交流史》（日文版）、《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及其他中英日韓文論文 80餘篇。

　　在師大任教期間，已指導完成38本學位論文。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總序／項潔
導讀／陳國棟
繁體中文版序／林滿紅
王序／王玉茹
謝辭
凡例
 
導論
 
貨幣與中國
經世思潮的興起和分殊
從盛清到晚清：來自世界的溶蝕
 
【上篇  全球聯結：白銀與世界】
 
第一章  脆弱的帝國
銅錢體系
16-19世紀初期的白銀使用
16-18世紀中國的白銀供應
小結
 
第二章  鴉片：罪魁禍首？
白銀外流的時間、空間和數量
國際收支中的白銀和鴉片
中國的茶、絲出口（1850-86）
世界白銀減產及其與中國的關連
小結
 
第三章  社會秩序的紊亂
跨區影響
區域內由城到鄉所受的衝擊
清王朝的危機
小結
 
【中篇  經濟論爭所憑藉的文化資源】
 
第四章  貨幣論爭與政策
王瑬的建議
王瑬論著的主要反應
王瑬與包世臣、陳鱣的對話
魏源與許楣的批評
更多的貨幣討論
政府最後採行的貨幣政策
小結
 
第五章  中國傳統思想的啟示及與西方比較
微不足道的外來影響
靈活的經濟思想傳統
中西比較
小結
 
【下篇  不同學術觀點的競爭】
 
第六章  兩種經世流派的不同社會理論
對人性的體悟
國家觀
國家、上天與古聖先賢之間
國家權力與市場力量之間
商業、貿易和消費
私產
歷史變革
小結
 
第七章  經學、古文與經世
經世學者們的現實利益
思想傾向
小結
 
第八章  放任派主張的暫時勝利
對放任派經濟建議的認可
自強運動時期的干預政策
思潮的變化
貨幣危機和放任思想的抬頭
19世紀後期的危機和干預傾向
小結
 
終篇
白銀外流的嚴重性
世界經濟和中國王朝的衰落
經世思想與社會現實
流產的資本主義？
 
徵引書目
索引
西人姓名中譯表

序

　　本書中文版以《銀線》命名，靈感來自於筆者的業師孔復禮（Philip A. Kuhn）教授原先建議英文版的標題：China’s Silver Thread。

　　英文版最後取名China Upside Down，則是參考傅柯（Michel Foucault）的《事物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理念，強調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使19世紀上半葉（1808-56）的中國，因為白銀外流而起了整體秩序變動。其中包括：中國相對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凌夷、中國政府相對世界市場的力量消沉、傳統中國強調多元權威並存的思想在此期間突然湧現等。1850年代之後約三、四十年間，又因墨西哥獨立後鑄造的銀元流入中國，以及中國因前一階段白銀外流所引起的太平天國動亂，而造成另一階段的秩序變動。雖然中國相對日本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但政府對市場轉而諸多干預，絕對權威思想同時抬頭，深刻影響往後的中國。

　　這樣一個以「銀」來串聯世界與中國、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社會實況與思想潮流的論述，使筆者在確定中文書名時，認為《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較為簡潔。

　　頁xiii 的「銀錢兌換商圖」，原是耶魯大學濮德培（Peter C. Perdue）教授建議筆者用作英文版封面的。因為濮德培教授提供的影像不夠清楚，後來從臺灣的文物收藏家簡義雄先生處得到較為清晰的影像與說明，才得以用在2011年繁體中文版的封面上。這幅水彩畫是廣州畫師莆誇（Pu Qua）在1799 年左右畫的，收錄在1806年倫敦出版的《中國的衣著》（George H. Mason, The Costumes of China）一書中。畫中的銀錢兌換商正聚精會神地檢視一枚銀元，銀元原來沒有方孔，是畫師將中國銅錢上的方孔錯置到銀元上。兌換商前面的桌子及掛條上擺的是以每千枚為一單位的銅錢串，準備供銀錢兌換之用。1800 年左右的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銀錢兌換商。他們所持有的白銀，是供大額交易用的，最終供應者主要是墨西哥；而他們所持有的銅錢，是供找零或小額交易用的，最終供應者是清政府。

　　這些銀錢兌換商當然不會曉得，他們的命運竟會與墨西哥獨立運動發生關連。但就在1800年之後約半個世紀，這些兌換商要用更多的銅錢來換同樣一個單位的白銀。這個變化全面影響中國，甚至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2009年1月8日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第九版上有學者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國家安全概念比較強調軍事方面的領先地位，但最近的國家安全觀念，比較強調在金融、糧食、能源、氣候、醫療種種方面與世界各國互助合作的軟實力。中國何以在19世紀上半葉由盛轉衰，是很多中國人心中的大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茅海建教授的著作《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是從中國軍事實力的相對落後加以論述。《銀線》這本書其實也在回答這個中國人關心的大問題，但從19世紀上半葉中國領導精英經常引述的「周官八政，食貨為先」以及本書的論證得知：中國其實是被它與墨西哥間緊密牽連的銀線絆倒的。

　　本書討論19世紀上半葉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還包括對思潮起伏的影響。在經濟史與思想史之間，若干前輩學者曾探討思想對經濟的影響，而本書特別觸及：當經濟對19世紀上半葉中國人的生活形成特別嚴峻的挑戰時，知識分子如何在傳統中國累積幾千年的知識倉庫中，尋求不同的奧援而彼此競爭，從而在政治權威與社會自主、國家與市場之間，呈現可與西方媲美的多元思維。筆者是在中國大陸推動文化大革命，臺灣講求文化復興的年代，決定走向歷史學門。在今日有很多大陸朋友聲稱不知中國文化的原貌為何的當兒，本書或可由不同背景下成長的一位歷史工作者提供一份補白。


林滿紅（本書作者）

2015年10月

導讀

　　林滿紅教授的《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這本鉅著乃係其英文著作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1808-185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中譯本。至於其前身則為林教授就讀哈佛大學時的博士論文（Man-houng Lin, “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989）。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苦心孤詣，周諮博覽，縝密構思而定稿出版的這部書，別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

　　林滿紅為一位極知名的經濟史學者，但她顯然不認為應該受此頭銜之侷限。沒錯，歷史學者應該想盡一切的方法去研究他／她的課題（to approach to his/her subject）。即使是經濟史領域的學者，但發現問題不是在――或者不只在――經濟問題本身時，也理應毫不遲疑地走入他（她）所認定的另一個領域當中尋求答案。當然，術業有專攻。要超越自己的專長領域，一腳踩入相對陌生的領域，勢必深感躊躇。這先需要有勇氣，然後需要有智慧。經過一番試煉而出現的這部《銀線》，先是一本貨幣史與經濟史的文本，接著又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的宏構。

　　全書清楚地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講國內外政治所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拖累了老邁的中華帝國。面對「數千年來一大變局」，中國的官僚、學者與文人不免就動起腦筋來。於是在中篇當中，作者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從既有的中國知識中尋找靈感，同時也為自己的主張找到支撐。到了下篇，作者其實已經朝向學術史、思想史的路數思索，力圖探索不同流派的「經世致用」思想的思想脈絡。

　　一、

　　林滿紅把相當大的注意力放到銀元在中國的普遍流通歷程。她觀察到：雖然外國銀元早已在福建、廣東一帶廣泛使用，但是大約還是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才在蘇、杭等江南地區通行。因此她把1775年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年分。更特別的是，林滿紅指出：「中國從琉球群島的白銀進口終止於1715年，從朝鮮的終止於1747年，從緬甸的終止於1758年，從日本的終止於1760年，從安（越）南的終止於1775年。因此，筆者認為1775年是中國從亞洲進口白銀的終止年，同時也是中國幾乎完全依賴拉丁美洲白銀進口之始。」要注意的是：林滿紅也說明了美洲白銀進口到中國是16世紀後期以來就有的事實，但她強調到了1775年以後，中國的白銀供給幾乎完全仰賴中、南美洲鑄造的西班牙銀幣。

　　1808年也被林滿紅視之為極具意義的一年。早在1993年她被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五）》的一篇文章裡，她就已經推論是嘉道年間「銀貴錢賤」現象起始的一年。有趣的是，1808年不但是本書英文原版書題時間的上限；無獨有偶，1998年由美洲白銀史專家Dennis O. Flynn所組織、在當年西班牙銀幣的集中港Seville舉行的一場學術會議，其論文集便以1808年為時間的下限（參考Clara Eugenia Núñez ed., Monetary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1500-1808. Sevilla: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98）。1808年在中國為大清嘉慶十三年。這一年世界上發生的大小事情的確不少，但是到底哪一件與白銀的問題密切相關呢？我個人有如下的猜想：

　　一般說西班牙銀元為「佛頭銀」，指的是三位西班牙國王在位時中、南美洲所鑄造的帶西班牙國王肖像的銀幣。他們分別是查理三世（1759-88在位）、查理四世（1788-1808在位）與斐迪南七世（1808年3-5月短期在位；1813年復位，任至1833年去世）。1808年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入侵西班牙，造成西班牙王室統治的中斷，尤其是對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也隨之而鬆懈。拿破崙垮臺之後斐迪南七世雖然得以復位，但是中南美洲已經失控，革命之勢星火燎原。玻利維亞開出第一槍，在1809年起義，經過16年的辛苦奮鬥，於1825年建立共和國。稍早在1821年時，墨西哥與祕魯也已經宣告獨立。中、南美洲產銀、鑄造銀幣的國度陸續獨立，蜩螗沸羹，造成一時之間世界白銀供給的短缺，起始點就在1808年法蘭西的入侵。就此而言，1808年確實是影響世界貨幣史的關鍵性的一個年分。

　　本書的時間下限為1856年，在中國為大清咸豐六年。就世界貨幣史而言，這一年前後發生了幾件大事。1857年美國國會通過「鑄幣法案」（Coinage Act of 1857），取消外國鑄幣的法償資格（legal tender），也就是說不經兌換成本國貨幣，任何外國鑄幣都不能在美國自由流通――用於各種交易的支付或者償還債務。流通全世界超過三個多世紀的西班牙銀幣（reals of eight, Spanish dollar）或者接替而興起的墨西哥銀元從此不能在美國境內自由流通，一般美國人也就不再常態性持有此等貨幣。易言之，美國社會不再向國際市場競爭中、南美洲銀幣。另一方面，由於中、南美洲獨立戰爭期間世界白銀短缺，英國乃於1810年代後期發行金幣，並且從1821年起採用金本位制度，放棄銀本位。此一選擇，在往後的數十年間陸續被其他的國家接受，唯獨中國維持銀本位制度一直到1935年。在各國不使用銀子作貨幣或者作發行紙幣的準備（reserve）的狀況下，世界市場上的白銀乃流向中國。加上19世紀後期氣候轉暖、經濟復甦、貿易擴張等因素的作用，「銀貴錢賤」的問題遂從中國社會消退。（本書即主張 1856 年墨西哥「鷹洋」大量輸入中國以後，前此折磨中國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現象才獲得紓解。）

　　二、

　　林滿紅選擇本題的原因是：一般通行的說法都主張鴉片導致白銀外流，因此造成清代中葉的「銀貴錢賤」現象；銀貴錢賤又復成為當時社會動盪（所謂“China Upside Down”）的主要原因。林滿紅也認定銀貴錢賤確實導致民生凋敝、社會失序與政局動亂，但是她認為只用鴉片一事來解釋銀貴錢賤問題，未免過於單純。依照她的研究分析，應該說：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貨幣體系對世界經濟存在著強大的依賴性，因此當世界經濟有了巨大的變動，中國的貨幣體系也就慘遭波及，備受影響。如前所云，要到1850年代世界白銀（對中國的）供應恢復到18世紀末的水準以後，銀貴錢賤的不利現象方始得以消弭。林滿紅以細密的文獻引證、鋪排，製作詳盡的統計報表，引用諸多學理，建構她第一單元的內容與論說。

　　我個人同意中國當時的貨幣問題與世界經濟有相當程度的連動，不能只看鴉片進口一項。歷史事實顯示，19世紀前半，就進口而言，1823年以前棉花的總價其實大於鴉片；其後鴉片的進口值才高過棉花。無論如何，鴉片的價值並不是中國唯一必須向外支付的項目。另一方面，國際收支還要考慮中國方面的出口情形。當時中國的最大宗出口品為絲、茶。可是在道光（1821-50）初年前後，全球氣候進入寒冷時期。稍早，1816年就有所謂全球「無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的說法；在中國，1823年發生了「癸未大水」，而1836年廣州市區竟然降雪！這些異常的氣候現象，造成了所謂的「道光蕭條」，絲、茶的產出大幅度減少。氣候是全球性的問題，歐、美也遭致相同的衝擊，購買力下降，因此也減少自中國進口絲、茶，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困頓。總之，從世界經濟的角度來探討清代中葉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社會動盪等問題，是個非常有意義的思考方向。

　　三、

　　其實，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政治社會危機早已顯現端倪。嘉慶皇帝親政，接納多方意見，致力改革，有意讓一切國政「咸與維新」，而知識分子更是躍躍欲試。在學術風氣上，也就由飣餖字句的考據之學，逐步走上經世致用之途。這樣的趨勢在鴉片戰爭以後，自然是變本加厲了。

　　銀貴錢賤以及因此而引發的經濟蕭條、社會動亂與政局不安定的難題，必然困擾著當時的統治集團與知識分子，林滿紅因此將本書的第二個焦點擺在這些人物對相關問題的討論與對策建議的種種面貌。她把這些人作了分類，即干預派、放任派與溫和派（這一派或許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折衷派）三組人群。這樣的分類方式，看來是著重當事人的態度或者立場而發的。不過，態度決定思維的方向，從而在政策建議方面確實會有不同的主張。

　　林滿紅分析這些19世紀中國學者、官僚的貨幣與經濟思想，並且引證西方的經濟學說以作比較。林教授明白當時的中國人並不知曉現代源自西方的經濟學學理，但是現代經濟學學理畢竟有助於釐清概念，因此也時時加以援引。讀者理解之後應當回到那個沒有現代經濟學概念，並且整體經濟思想也還沒有建立體系的年代。這樣便可以瞭解：不管是干預派或者放任派，他們的思想源頭，並不在經濟理路的內在邏輯，而係與清代的學術思想關係密切。

　　四、

　　本書第二單元對當時學者、官僚心態與思維的分析將作者帶向下一個課題：為什麼這些人會這麼想？他們的知識與思想的源頭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們會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與主張？背後的結構因素在哪裡？因為深入探討這些課題，所以作者推出了本書的第三個單元「不同學術觀點的競爭」，從清代學術史的角度切入，將讀者從經濟問題的論辯帶進（儒家）經學傳統的分析。經學其實包含了哲學與統治之學等廣泛的內容，因此第三單元著墨之處也就包括人性、制度、國家、市場、工商、消費、私有財產……等等學者、官僚的重大關懷。

　　林滿紅處理清代經學傳統下的「經世」學者的思想，從不同的流派同時也主張不同的文體的角度，把他們區分成古文經學派與今文經學派兩大類別。她的研究發現古文經學派重視尊君或文章的擬古。反映在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與態度（即所謂的「經世思想」）上，就是強調威權，主張政府干預、介入經濟體系的運作。至於推尊孔子為素王的今文經學派則認可多元權威及文體創新的意義，主張減少干預，讓經濟體系自行調節。在1808-57年間的動盪年代，也就是19世紀上半葉，「自由放任」的一批學者、官僚的主張擁有較大的影響力。

　　隨著白銀回流，清代中葉以後，由於中國所面臨的大變局，導致干預派的經世思想抬頭。不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學者、官僚的思想已經逐漸跳脫經學的藩籬，必須將國際因素乃至國外引進的學理都納進其知識與資訊的範圍，因此也就不能只從經學今、古文學派的異同去著眼了。

　　五、

　　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林林總總，不會只發生在經濟事務上，當然也不會只發生在貨幣的運用上。

　　清朝經過康、雍、乾長期的盛世，積累出行政上與社會制度上的種種弊端，在乾隆統治後期已經一一浮現。嘉慶皇帝力推「咸與革新」的政策，從事改革，卻因積習難返、魄力不足，未能奏效。等到道光始政，經濟上又落入蕭條的谷底，也只能說是時運多舛。這方面的來由，多數讀者早已了然於心。再者，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東來，中國勢所難免地被納入全球化的進程，無由自外於世界形勢的變化。這一切益發加重近世近代歷史現象的複雜性。

　　任何一本專著都不可能將所有的課題加以面面俱到的處理。林滿紅選擇了當中至為緊要的貨幣問題切入，將政治、社會、經濟、思想與學術、中國與域外……種種的問題串成一條線，所有問題的討論與發現，沿著「銀線」往前拉，一一開展。作者在史料的開發、整理方面也都煞費苦心，於建立一家說法之外，也提供讀者豐富的史料與敘事。

　　這樣別開生面的一本書當然引起同行的注意。如同林滿紅在〈繁體中文版序〉中所羅列的書評與介紹就超過十件以上。儘管評述者的意見參差不齊，大體也不能撼搖她的根本主張。

　　不過，好奇者亦不免要問：既然清代中葉的關鍵問題在於「銀貴錢賤」，那麼，為什麼選擇以白銀作為討論的核心，而不是銅錢呢？好比說，劉朝輝，《嘉慶道光年間制錢問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一書就選擇從制錢（依法鑄造的銅錢）在貨幣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著手去分析「銀貴錢賤」的問題，並且不意外地主張問題的關鍵根本落在制錢身上――因為制錢被破壞與偽造，品質低劣，因此推升了白銀的價格。至於白銀外流則只不過是使此一現象加劇而已。此一說法是否有道理，可以聽由讀者明辨。

　　事實上，《銀線》這本書並沒有輕忽銅錢的角色。該書也花了相當大的篇幅去重建和描述有關制錢、私鑄、偽造……等等各方面的問題。本書也沒有錯過一一指出中國民間社會在使用各種交易媒介上的錯綜複雜的特色，例如錢票、銀票之類的紙幣，乃至於作為代幣使用的竹籤（竹籌）等等，全都包含到作者的細心檢視範圍之內。特別是相對於類似「錢多錢劣」導致銀貴錢賤的說法，林滿紅的立論凸顯透過白銀與世界的聯繫才是清代中葉「銀貴錢賤」問題發生與消滅的根本所在。針對「錢多」的提法，林滿紅強調：清朝政府鑄造銅錢的成本還是用銀來計算，因此當銀少導致銀貴時，鑄錢的成本自然水漲船高。不妙的是，政府所鑄的銅錢進入市面流通時，市場上以銀來計算的銅錢價格卻受「銀貴錢賤」的影響而跌落到幾乎減半的情況。面對如此情境，事實上政府只能以停鑄或減鑄銅錢作為對策。至於針對「錢劣」的駁論，林滿紅的看法是：一般人較少留意到的「格蘭欣法則」的另一個面向――當良幣價格優於劣幣時，良幣也會驅逐劣幣，林滿紅也根據清宮檔案，具體證明當時的確有這樣的態勢。

　　本書觀察周到，自成體系。如果在《銀線》之外，讀者對當時中國各地使用貨幣的實際情形還想進一步了解，不妨參考以下兩本作品：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 》（臺北：中央硏究院經濟硏究所，1981）與黑田明伸著、何平譯，《貨幣制度的世界史 : 解讀「非對稱性」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2015年12月

推薦序（摘錄）王玉茹（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銀線》是2006年年底作者在母校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著作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的中文譯本。本書的主題是圍繞著作為中國貨幣的白銀而展開的，以白銀為主線探討了19世紀由銀錢變化引起的中國經濟、社會、思想等方面的變化。由於學科的劃分、研究領域的分割，以往的學術著作往往只限於經濟、思想、文化不同領域的分類研究。而本書的作者則是通過白銀這條線，將19世紀中國的經濟、思想、文化串聯起來綜合分析和考察。此外，作者為我們展現了由銀錢比價變化而引起的19世紀中國經濟、經濟思想變化，如何又與世界聯繫在一起的一幅立體的圖像。所以這本書的《銀線》兩字書名，言簡意賅，用得巧妙。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商品交換與貨幣出現得很早。至清代，中國不是白銀的生產國，卻使用白銀作為貨幣，而且是一種銀錢並用的體系。白銀的價格受世界左右，銀錢比價也受到民間的影響而不是完全由政府操控，銀錢比價問題也因而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同時也是一個難點問題。本書作者從貨幣入手研究清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可謂單刀直入，直擊要害，體現了作者一貫的犀利文風，也正是本書的第一個看點之所在。 本書的第二個看點是新資料的挖掘與整理，最突出的體現在作者對倫敦海關報告的白銀流動統計資料的挖掘、整理和使用，從而使中國進口白銀數量的資料更完整。白銀問題一直是國際漢學界研究的重要領域，但是所使用的資料都沒有本書的資料完整和處理的縝密。 本書的第三個看點是對白銀流通本身和社會影響等多側面、多視角的全面、系統分析。作者從供給與需求：白銀使用的各個層面情況的變化、不同地域範圍白銀流通的情況、不同白銀供給來源的分析，是在以前的研究中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