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號稱中國五言詩長篇之聖，就筆者看來，內容主要是敘述焦仲卿、劉蘭芝夫婦的家庭、婚姻與愛情問題。不過，此詩歷來論者甚多，意見莫衷一是，甚至辯鋒四起。基本上，他們多認為本詩是反映蘭芝反對封建禮教以爭取自由，最後不惜殉死之作；並為此將蘭芝定調為勇敢，仲卿為懦弱，焦母為凶惡，劉母為慈愛，而劉兄則定調為勢利，使人格鮮明、問題清楚。　　此在筆者看來，他們固然跳不出善惡二元的思考模式，甚至也跳不出反封建、反禮教、反權威、反家父長權，以及爭取自由的老套。然而，本詩所述牽涉漢末以至魏晉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制度之大變動，更牽涉仲卿、蘭芝的工作、家庭、婚姻與愛情之複雜糾紛，真的能做如此作簡單分析與詮釋嗎？　　為此，筆者意欲針對本詩所述內容，從心理與行為、個人與社會、人權與價值，以及本詩作者的教化之旨，進行另一角度的論證與詮釋，冀對本詩之愛好者能貢獻一己之愚見，使真相能有更深入與全面的瞭解。 作者簡介雷家驥　　國家文學博士，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常在兩岸大學歷史系遊訪講學，連本書迄今著有書籍八部、論文六十篇，本書姐妹作《史詩三首箋證》亦近將出版，所著《武則天傳》已列入大陸之「中國文庫」史學類。

自序 論〈孔雀東南飛〉箋證之所謂自由—為世變與蘭芝家變關係及本事之所由起進一解 一、前言 二、本事之發生以及當時之自由觀 三、蘭芝夫婦之勞動權、休息權與自由權問題 四、焦、劉兩家背景與蘭芝之所謂「自專由」及「自專」 五、結論 〈孔雀東南飛〉箋證 一、證題 二、證序 三、證詩 四、結論 

自序　　初中受黃超海老師啟發，喜好詩詞歌賦、書法國畫，以至油畫琴笛，陶然醉焉，夢想他日能成為文學藝術家。家父見流連不已，誡以是世家子弟不務之急，丈夫應習實學，以俟日後能養妻活兒，故於上學之時，集余所有書畫工具一併焚之，琴笛亦去向不明。吾父教子嚴急，遂不敢違，自傷而已！然而詩詞歌賦為所不能燒，以故仍保持興趣，習作不輟，於今已四十餘年矣。我讀詩以兩漢迄全唐為主，尤好樂府，所讀之多應不下於研習中國文學者，暇興之來亦頗有偶作；然港、臺之間遷徙數次，舊稿百不存一，喟然可為歎息！　　由於興趣在此，故讀新亞研究所時，承錢賓四師治史應兼習文哲，以待會通之國學教風，又蒙嚴歸田師首肯，遂以〈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並序箋證〉為題，兼以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為法，作為論文研究。其後執教於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亦以此教旨方法與諸生講習，開設「中古史詩專題研究」課程多次。其間，曾有兩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箋證之作獲得國科會獎助，另一篇—〈木蘭詩箋證〉—則是為首次赴大陸參加唐史學術研討會而撰。〈白馬詩箋證〉、〈悲憤詩箋證〉及〈木蘭詩箋證〉均已先後發表，但〈孔雀東南飛箋證〉則因篇幅逾十萬字，刊登不易，故迄未發表，似有失信於國科會之嫌，是用耿耿於懷。近因休假一年，整理舊文，蒙蘭臺出版社同意將四詩箋證結為專集。蘭臺以為四箋篇幅均甚長，故將〈孔雀東南飛箋證〉連同余曾做主題演講的〈論《孔雀東南飛》之所謂自由—為世變與蘭芝家變關係及本事之所由起進一解〉一文，合併為冊，仍名曰《孔雀東南飛箋證》；餘下三箋則另成一冊，名曰《史詩三首箋證》。茲以出版在即，故序其概略，用志其意。　　詩者何？《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毛詩．關雎》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則詩為言志之作，原非為述事也。此所謂志，其實就是心意及心意之所趨，因而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並無道德儼然的意謂。　　今所箋四詩，三首作於漢末，僅〈木蘭詩〉作於北朝。本人以為四詩皆是「史詩」。〈悲憤〉與〈白馬〉是自傳式史詩，作者蔡琰與曹植於詩中均自述其苦難遭遇，大有面對苦難命運而痛苦、無奈、承受之意。〈孔雀〉與〈木蘭〉則是他傳式史詩，前者表達主角面對苦難命運之痛苦、反抗、不接受，以致最後悲劇收場。然究其實，〈悲憤〉、〈白馬〉與〈孔雀〉三詩均是詠嘆命運之苦難、痛苦與無奈，以故感人甚深；只是〈悲憤〉與〈白馬〉詠嘆其本人之面對苦難、承受苦難，而自我消解，而〈孔雀〉的作者則試圖以「悲劇之圓滿」作為結局罷了。至於〈木蘭詩〉，卻是雄健雅正、激勵人心之作，與此三詩風旨大相逕庭。四詩之中，除了〈白馬〉較少之外，其餘皆論者甚多，主觀者有之，偶感者有之，隨筆者有之，僅為欣賞者亦有之，不勝枚舉，頗多不符學術研究之旨，因此本人於箋證中，非必要均不贅引。要之，四詩的確皆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作，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化，寓「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教，只是〈孔雀〉之作者於詩末更直接挑明「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的說教旨意而已。　　余之所謂「史詩」，固與對史起興抒懷的「詠史詩」不同，亦與歐美之「Epic」定義頗異。本人認為所謂「歷史」也者，是人類在過去特定時空曾經展現發生過之情感思想行為事件，而又可印證覆按者，此即所謂「史事」，亦即司馬遷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者是也。據此而論，「Epic」僅是「敘事詩」，所述雖有故事的完整過程，但是不免滲有大量的誇張、傳說以及神話成份，甚至可以是「虛」構的，此即「作」也。至於余所謂之「史詩」則不盡然，它是詠述過去「史事」之詩，是可印證覆按的，是「實」的，屬於「述」的性質。據此淺見，四詩不論內部構造以及外部構造，均可承受歷史論考覆按之考驗，尤其〈悲憤〉與〈白馬〉二篇，不僅與作者之時代可以相考論，抑且也可以與其個人之人生相印證；至於〈孔雀〉與〈木蘭〉則因是他傳性質，以故「史詩」之中不免兼有「敘事詩」的性質，而對主角之人生印證不易。「史事」經他傳作者之渲染則變成「詩事」—即詩文所述之事實。然而，印證不易的主角人生，仍可分由兩途以資探索，一是透過歷史時代由外部構造進入內部構造以作解釋，二是透過詩文所述之完整「詩事」以作分析，內、外考證兼用，以史證詩、以詩證史與及以詩證詩交辯，「史事」與「詩事」互證，然後析而解之、詮而釋之，庶幾猶可有得。　　我讀論者對諸詩之分析與詮釋，常覺得他們大都在對「史事」乃至「詩事」未求甚解之前，即對事情及其意義逕予論斷或詮釋，以故對諸詩不僅迄無定解，而且爭議叢生。此詮詩方法上的缺憾，縱使前人深於文史者如王安石與司馬光等大家亦然。我在新亞研究所之所以選曹詩為題撰寫論文，正由王、馬二人酬唱〈明妃曲〉所啟發。按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大意勸王昭君不要再年年思念漢朝與家人了，因為「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所以應該珍惜當下；但是昭君之去國，在胡真的快樂嗎？司馬光讀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持論大唱反調，大意謂漢主要昭君「和番」是出於傷心無奈，因此她即使不能適應胡俗，在胡中不樂，欲有「終期寤人主」之心，然而還是要勸她效法「被讒仰藥更無疑」的太傅蕭望之，對人君應該忠心與服從。不過，昭君在胡中的孤寂以及不適應，溫公能體會嗎？夜靜一再誦詠，復覆按兩《漢書》，覺得二子不免忽視史實以及昭君的自主感受，未必得到昭君無辜入宮而負氣去國之意，遂代昭君草作〈答明妃曲〉以奉和，於今猶記得其辭略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衫鬢腳垂；縱然惹得帝驚看，落得清談飯後餘！誰憐弱女氈城泣，此去空然無所得；夫子非愛兒非類，日夜思親徒焦急！不意荊公開金口，作曲勸妾休回首；君在上邦奈妾何，為君再撥春風手：身屬荊州南郡城，長在民間已娉婷；孰料天子春念動，虛度清秋掖宮庭。入得禁內已無言，盼望君王垂眼憐；不意畫像看來醜，當時恨無十萬錢。桓桓單于覲元首，馬躍龍騰京師走；漢家君臣齊失措，贈與侍女結長久。去國心知難有為，嗟歎天漢世運低；遂教泱泱大國女，嫁了單于嫁若鞮。此事焉能向誰語，君教妾身如何處？失意果然無北南，付與梨花春帶雨！野闊天高兩茫茫，風吹草偃見牛羊；年年目送鴻雁歸，唯託琵琶訴衷腸。幽咽難得留至今，後人不識前人心；出塞逸調唱千古，冷寂那堪告知音。滄桑彈遍世人知，豐容靚飾不可恃。若能締結真緣份，天大幸福莫遲疑！君不見乎：玉環飛燕皆塵土，西施與妾已荒槁；縱然嬌豔動天地，到頭仍然難討好！　　或許我也未得昭君之心，然而漢女不易適應胡人生活文化，卻可從蔡琰〈悲憤詩〉中體會。要之昭君的入宮去國、赴胡和番、夫死嫁子，以至親生子因非純種而遭排斥，最後被殺，在在束縛而無自由可言，其事尚可按諸史傳。不先究明其情其事即予論斷詮釋，則所言之志、所述之事終將有誤，可以無疑。此所以我對〈孔雀〉、〈木蘭〉兩篇，仍必須贅證其詩文所述之「詩事」也。　　《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余素性急切，雖遍讀眾詩，但猶無得於詩教之化；只是若非好詩，則恐怕急切尤甚於今！余為二兒取名為中行、中和，典出《論語》與《中庸》，蓋盼吾兒毋效其父，而亦以自誡也。是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