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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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
我始終秉持「改變是可能」的精神,以發揚光榮校史、師法國際標竿學校的前提下,訂出一連串的再造計畫,從節慶、空間改造的逐步被看見之後,大家相信改變是可能的、有意義的、有回報的,那麼比較不容易被看見、一直在進行的基礎改造,就有更多動力去推展、實踐,我們才能達成博雅創新的大學教育、國際一流的專業學院、自由卓越的學術研究等目標。
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憑藉的不只是實驗室,更是典範,傑出教授才是引導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大學有大師,更需有傳習制度,讓年輕老師和學生親炙大師風采,養成良好的教學態度。同時,現今社會最需要的年輕人,不僅應具備專業能力,更應擁有廣闊的視野與豐富的知識,才能成為未來社會的領導人,針對這一點,我們將博雅教育分為思想的全人和生活的全人,兩者同時全面推動。
其中,在思想全人上,學校通識教育的設計與革新就成了最關鍵的一環,為了使過去被視為「營養學分」的通識學習更加紮實,政大通識課程這幾年有了不少改變,設定核心課程,引進了國外實施已久的TA 制度,增加許多藝文課程,我們雖然沒有藝術科系,可是從政大出來的藝術家或是從事藝文工作的校友非常多,這點我們非常自豪,關鍵在於我們沒有藝術科系,但有其他豐富而獨特的藝文活動。
其實政大校園本身就是一個有特色的學習環境,比如歷史最悠久、串連所有政大人回憶的「文化盃」合唱比賽、有「明星夢工廠」美譽的「金旋獎」、形形色色的音樂和藝文相關社團。其中最具特別性的,我認為是在鄭瑞城校長任內規劃舉辦,至民國一○三年已經舉辦十四屆「駐校藝術家」,讓同學們的大學四年像海綿一樣,沉浸在有多種活動的環境裡吸收藝文的養分。
這幾年來,政大在美感教育上做了很多「第一」:東區「粉樂町」第一次進入校園、第一次有藝術家進入大學駐校完成創作、第一次由大學生自行創作音樂劇,在沒有藝術類科系的大學裡也是創舉。這些活動使政大校園不斷充滿各種驚喜,我覺得這「驚奇感」是政大這幾年在活動和環境營造這兩個面向相當重視的部分。你發現校園的新變化會覺得這很有趣,那一瞬間的「驚奇感」正是創意最重要的來源。
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藝文中心和秘書處的同仁,以及擔任志工的同學們是一個團隊,將每一個大小活動都打造得非常有特色,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力的展現,同時也是鼓勵大家發揮創意、腦力激盪的過程。
培育具時代前瞻眼光、得以引領趨勢的領導人才是政大創辦的初衷,而領導人才的見解、格局無法從竟日埋首書堆涵養。面對生活條件普遍改善、以及少子化的時代變遷,今天的學子在成長過程中,較少在困境中進取以及與人合作、為人付出的經驗。因此,在政大校園裡,除了提供學術氛圍供師生浸淫思辨,更陸陸續續透過師生激盪,「創造」出諸多有趣好玩又有意義的團隊合作任務,為學生開展各式各樣親身參與實作、經歷見聞的機會,讓新一代人才在埋首學術鑽研。
作者簡介
吳思華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 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企管系/科管所教授
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理事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常務董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董事
榮譽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呂鳳章獎章
第一屆科技管理學會院士
韓國成均館大學名譽教育學博士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科技管理獎」個人獎
國立巴拿馬大學名譽博士
黃榮村:風雨道南橋下 政大展現風華
劉炯朗:為教育尋一個美麗的夢
楔子:我的大學夢
航圖:勾勒美好願景
歷史傳承
國際標竿
尋找師生新典範
創想共識營
我們的夢想
啟航:改變開始
打造臺灣哈佛工作論壇
八十年校慶形塑創意校園氣氛
讓山上亮起來
擁抱社區
揚帆:系統推進
大學有大師
博雅創新的全人教育
多元包容的國際交流
世界一流的專業學院
引領社會的卓越研究
健康品味大學城
補給:行政支援
組織調整
人力資源
資訊系統
評鑑管考
校友聯繫
遠眺:逐夢不息的熱情
教學:自主、生活、跨域
研究:人本、在地、共創
校園:人文、生態、創意
堅持與期許
結語
自序
我們的大學夢
指南山下,有一個大學夢,這是每一個政大學子曾經或現在的夢。
我,何其有幸,進入政大念書、教書,還成為政大的校長,有機會和同仁們一同實踐大學夢。
幸福是什麼?
我曾在一本書中讀到「幸福三條件-有人可愛、有事可做、有夢可追尋」,我在年輕擔任導師的時候,常以這句話勉勵同學們追尋幸福的人生。待我成為政大商學院院長、校長之後,更常以此與同仁們分享,因為這三件事,在政大都可以實踐。校園內最大的愛,來自於師生互動所產生的情感。
在我任教、指導學生的經驗中,與同學教學對話互動最令我印象深刻,師生共同留下許多美好的記憶。
在政大這個美麗可愛的校園,「有人可愛」這件事情是可以實現的,能讓人際的互動往來變得親近,師生關係變得溫暖密切。
幸福的第二個關鍵是「有事可做」。政大是一所國立大學,我們的薪水來自於每一位納稅人,不僅僅是在對同學們傳道、授業、解惑,在學術上不斷研究精進,作為知識分子還要以國家社會為己任,要成為帶領學生前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肩負的責任,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第三個幸福是來自「有夢可追尋」。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政大人,回首這三十多年,從求學到在校服務,陪伴政大經歷了許多挑戰,特別是這幾年,整體社會環境變遷,人文社會學科傾向邊陲化,以及高教資源短絀,這都是對學校極為不利的外部因素。但是經過全校師生的努力,築夢踏實,包括跨領域學程、增加學生出國交換名額、推動國際化措施、強化校級研究中心運作、改善山上校區生活機能、成立大學出版社等等,一一實踐了我們的發展願景,為社會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的新世紀領導人,真正體現做為人文社會科學學府的主體性與社會實踐。能夠實踐一個又一個的大學夢,我們,何其有幸!
學術行政的回報是什麼?
這樣的幸福,不單針對教學、研究、追求學問,我以為行政工作更是夢想實踐的溫床,一所卓越的大學必須擁有傑出的教師與優秀的學生,而要撐起這兩根重要支柱,非得有強力的行政支援做為後盾,才能讓師生在良好的學術環境下安身立命。也正因為是後盾,榮耀的光芒往往就照在前面的教師與學生身上,行政人員的功勞,一不小心就被淹沒了。
行政工作吃力不討好,往往邀請學校老師擔任行政工作時,推辭的居多,大家似乎都覺得行政是苦差事,又看不到回報-這狀況產生的主因,在於學校設計的激勵制度多跟教學研究息息相關,獨漏行政部分。這就是大家經常問我的,學術行政的回報究竟是甚麼?
以我學管理的背景分析,所有工作的推動都有一個管理的輪廓,當一個明確目標出現後,必須讓成員對目標有清楚認識,也讓成員相信改變是可達成的,當清楚目標之後,將其展開成為不同領域的工作;不同領域的工作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大的策略架構,另一個是具體的行政執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校務正是一個管理理論實踐的過程,在實踐管理理論過程,我覺得行政工作應該倒過來,先找出自己在工作上的夢想,藉由行政職務與大家齊心努力達成目標,完成夢想,例如:獲得高度肯定的頂大訪視作業、順利無缺失的研究所考試、師生盡歡的校慶運動會??都是動員所有行政人員,絞盡腦汁,在學術之外,繳出一張張引以為傲的成績,創造一個個令人難忘的回憶,成果之後的歡喜與驕傲,非筆墨所能形容,這就是我們學術行政的回報,這樣說來,行政何其有幸,擁有結合眾人力量來完成夢想的機會。
夢想須面對高教的挑戰
但是,站在夢想的前方,永遠是挑戰。而大學,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民國九十四年頂尖大學教育計畫開始出現,它其實代表了幾個意義。第一個,傳統大學的角色改變,在傳統的高等教育中,教學、研究、服務是三個主要的任務,而教學尤其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價值,課堂知識的傳授,師生在互動間得以傳承智慧與思想,這是學生進入大學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大學有大師,是為學術殿堂至高無上的榮耀。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知識傳播的管道更多元,學習對象不單只有老師,地點也不再侷限教室,學習的方式與地點,正面臨革命性、創新性的改變,也使得知識創造比知識傳播、傳承更為重要。在這樣的關連之下,大學所創造的知識多寡即成為評鑑指標,這個被創造的知識經過系統性轉換,成為最後對經濟社會的價值,是影響高等教育的關鍵。也因此,大學角色被迫出現兩個改變:一個是角色定位的改變,一個是因應學校數量過多的改變。
於是,當「研究型大學」的風潮吹到亞洲,全亞洲國家都開始討論,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或臺灣,都面臨「如果學校數量那麼多,該如何突顯﹃研究型大學﹄?」這是我們不得不走的一條路,一方面學校角色面臨調整,勢必得選擇教學與研究孰輕孰重?這是高等教育調整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議題,而這個議題對於政大而言,又是更大的挑戰。
政大以豐富人文社會學科為特色,然而社會長期由科技所主導的政策思維,使得人文社會學科受到忽視,簡單、量化的評鑑指標就強烈衝擊著政大。這個問題其實是過去多年最大的奮鬥議題,尤其學校評鑑制度初上路,當時我擔任政大商學院院長,教育部公布論文排名,《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報導政大排名落在第四十八名,那時恰巧鄭瑞城校長出國了,我生氣地跑去跟《中國時報》抗議「我們要告你!」隔了三天之後,《中國時報》又以頭版頭條處理,這次的標題是「政大準備告教育部」。雖然雙方後來妥協,不過坦白講,發展的潮流並沒有改變,以論文發表的數量來評鑑人文社科大學,這個議題背後的意義是值得深思的,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一種悲哀。
我曾擔任行政院的科技顧問,也在其他場合提過此事,多年過去了,今天這樣的狀況始終存在,究其背後,還有一個更嚴肅的議題值得探討。在知識經濟時代,鼓勵大學從事尖端研究,以促進新產業發展,本是無可避免的世界競爭。但是,這意味社會上需有一個完整的知識創新價值鏈:將知識轉換成利,發展出新技術、新商品,然後行銷到全世界。五年五百億頂大計畫所設定的研究成果指標強調國際發表,很少考量本土產業的需求,並未積極建立轉換機制,更未就未來市場發展與社會體制進行探討,導致產學嚴重落差。我曾和其他大學校長提到,當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碰到很大的困難,大學要承擔相當的責任。校長們同意這個說法,但大環境如此,也都無可奈何。
這個大環境放在政大面前,更顯得嚴苛與荒謬。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人文社科商管傳播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理解與支撐,然而政策認定的知識產出只限於「科研知識」,同時以國際發表來衡量,這是我們追求政大「大學夢」的過程中最大的限制與挑戰。這幾年來,我們必須一方面小心的回應大環境的要求,一方面要勇敢務實的在教學、研究、服務、國際化各面向穩健的努力。這幾年走來,我們一方面面對環境限制與趨勢,另一方面則認真地從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努力,回歸大學本質,希望創造政大獨一無二的特色,認真發掘出「政大的價值」,是我們的大學夢中不可迴避的責任,這些也是我們在勾勒大學夢,所必須正視的前提。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提出以哈佛大學為標竿,期許政大邁向國際一流。哈佛也是以文理學院為核心,兼具完整的法、商、政府、教育、醫學等專業學院,並不因缺少工學院而削其偉大,原因在於哈佛大學不斷深耕既有領域,同時善於連結外部資源,強化本身優勢。雖然我們的資源遠遠不如哈佛,但是我們可以借鏡哈佛成功的經驗,作為學校發展的標竿。
創新是政大人的基因
回首我卅九歲擔任政大科技管理所創始所長,還記得開辦的第一天,七月一號,我和行政同仁翠娥走進那間向學校爭取而來、堆滿雜物的閒置教室作為辦公室,從那天開始,以它為家,我們的起家跟矽谷車庫是一樣的。
民國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屆新生入學,由吳靜吉老師帶領會心活動,過程中,吳靜吉老師問:「你們的所訓是什麼?」在沒有任何的準備下,我順口說「我們的所訓是學習、合作跟創新」,從此就開始了我們科管所探索之旅,人生就是這樣奇妙,一個從零開始的工作,反而讓我更能憑空去想像一個學術組織是如何誕生的,譬如我們必須要去定義科管的學術領域,要找到教授,為了和企管所有所差異,要在課程設計跟教學方法上顛覆傳統,創新,成為科管所的核心價值。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創意、創新跟創業的「創新價值鏈」,或是「生命、生產、生活、生態」的四生概念,都是從科管所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科管所對引領新思維是有一些貢獻的。
在教學上,科管所落實書中學、玩中學、做中學、遊中學,離開教室是重要的學習。當時,林英峰老師給了我一個提示,「世界那麼大,我們商學院老師大概百分之八十是留美,另外有百分之二十是在本國博士,卻沒有歐洲回來的博士,從世界發展的觀點來看,歐洲是非常重要的一塊,為什麼不去歐洲多接觸?」因為這個鼓勵,在沒有人脈、沒有資金的困苦時代,每年暑假全所老師都會帶學生去歐洲遊學,都是自費,一趟要花十萬塊,這筆錢不算少,要做成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大挑戰,但我們持續做了十多年。這開啟了國際連結,也翻轉了學習的意涵,不是只有課本的學習才是學習。
在科管所,一毛錢、一個人都沒有,也可以把一個所辦起來;在我接任商學院院長的時候,學院存款只有五十萬,但是我卸任時已經有五千萬以上的存款??。這都是對外善加尋求資源、對內整合並妥善運用資源所產生的效益,這樣的經驗與信心,一路伴隨到我擔任校長,只要你有夢想,資源的問題有時是可以克服的。我在剛接任校長時,接受《今周刊》訪問,提及我去過的大學超過一百所,因為從八十四年到九十五年接任校長之前,這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去歐洲,開始與各國的大學的互動,到後來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九年,學校能多方締結姊妹校的總數由近百所急遽成長到四百多所,探究其因,與創新,與國際化不無關係。
我的專業背景是管理,在當校長的時候就不斷的問自己:「管理的專業對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在過程中,能實踐多少管理理論。在理念或在實務上,這件事情都有意或無意不斷浮現。我曾跟同仁提及,有一天我從校長卸任時,希望別人會說「政大有一些改變,是因為吳校長唸管理的關係」的評論。我不斷提醒自己,唸管理是否對工作處理有幫助,如果不是,那我卸任後就不好意思回去教書了,因為在課堂中跟學生說要實踐和理論,結果自己卻做不成,甚至跟同學說實務跟理論是不同的,如果做完這事情,都不是理論的內容,那工作的意義就少了很多。
這一路走來,政大做了很多改變,有些是事先設想的,有許多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應該要將行政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以及師生們共同的努力記錄下來;同時,民國一○三年是政大在臺復校六十年,是一個傳承跟創新的轉捩點,也是一個適當的時間點,讓我們有機會回顧這些年做的事情,在回顧的過程中,重現指南山下的大學夢,希望不管是對自己或者是對別人,都能有所啟發。
前言
我們的大學夢
指南山下,有一個大學夢,這是每一個政大學子曾經或現在的夢。
我,何其有幸,進入政大念書、教書,還成為政大的校長,有機會和同仁們一同實踐大學夢。
幸福是什麼?
我曾在一本書中讀到「幸福三條件-有人可愛、有事可做、有夢可追尋」,我在年輕擔任導師的時候,常以這句話勉勵同學們追尋幸福的人生。待我成為政大商學院院長、校長之後,更常以此與同仁們分享,因為這三件事,在政大都可以實踐。校園內最大的愛,來自於師生互動所產生的情感。
在我任教、指導學生的經驗中,與同學教學對話互動最令我印象深刻,師生共同留下許多美好的記憶。
在政大這個美麗可愛的校園,「有人可愛」這件事情是可以實現的,能讓人際的互動往來變得親近,師生關係變得溫暖密切。
幸福的第二個關鍵是「有事可做」。政大是一所國立大學,我們的薪水來自於每一位納稅人,不僅僅是在對同學們傳道、授業、解惑,在學術上不斷研究精進,作為知識分子還要以國家社會為己任,要成為帶領學生前往未來美好社會的橋樑,肩負的責任,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第三個幸福是來自「有夢可追尋」。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政大人,回首這三十多年,從求學到在校服務,陪伴政大經歷了許多挑戰,特別是這幾年,整體社會環境變遷,人文社會學科傾向邊陲化,以及高教資源短絀,這都是對學校極為不利的外部因素。但是經過全校師生的努力,築夢踏實,包括跨領域學程、增加學生出國交換名額、推動國際化措施、強化校級研究中心運作、改善山上校區生活機能、成立大學出版社等等,一一實踐了我們的發展願景,為社會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的新世紀領導人,真正體現做為人文社會科學學府的主體性與社會實踐。能夠實踐一個又一個的大學夢,我們,何其有幸!
學術行政的回報是什麼?
這樣的幸福,不單針對教學、研究、追求學問,我以為行政工作更是夢想實踐的溫床,一所卓越的大學必須擁有傑出的教師與優秀的學生,而要撐起這兩根重要支柱,非得有強力的行政支援做為後盾,才能讓師生在良好的學術環境下安身立命。也正因為是後盾,榮耀的光芒往往就照在前面的教師與學生身上,行政人員的功勞,一不小心就被淹沒了。
行政工作吃力不討好,往往邀請學校老師擔任行政工作時,推辭的居多,大家似乎都覺得行政是苦差事,又看不到回報-這狀況產生的主因,在於學校設計的激勵制度多跟教學研究息息相關,獨漏行政部分。這就是大家經常問我的,學術行政的回報究竟是甚麼?
以我學管理的背景分析,所有工作的推動都有一個管理的輪廓,當一個明確目標出現後,必須讓成員對目標有清楚認識,也讓成員相信改變是可達成的,當清楚目標之後,將其展開成為不同領域的工作;不同領域的工作又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大的策略架構,另一個是具體的行政執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校務正是一個管理理論實踐的過程,在實踐管理理論過程,我覺得行政工作應該倒過來,先找出自己在工作上的夢想,藉由行政職務與大家齊心努力達成目標,完成夢想,例如:獲得高度肯定的頂大訪視作業、順利無缺失的研究所考試、師生盡歡的校慶運動會??都是動員所有行政人員,絞盡腦汁,在學術之外,繳出一張張引以為傲的成績,創造一個個令人難忘的回憶,成果之後的歡喜與驕傲,非筆墨所能形容,這就是我們學術行政的回報,這樣說來,行政何其有幸,擁有結合眾人力量來完成夢想的機會。
夢想須面對高教的挑戰
但是,站在夢想的前方,永遠是挑戰。而大學,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民國九十四年頂尖大學教育計畫開始出現,它其實代表了幾個意義。第一個,傳統大學的角色改變,在傳統的高等教育中,教學、研究、服務是三個主要的任務,而教學尤其被認為是最核心的價值,課堂知識的傳授,師生在互動間得以傳承智慧與思想,這是學生進入大學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大學有大師,是為學術殿堂至高無上的榮耀。
隨著數位時代來臨,知識傳播的管道更多元,學習對象不單只有老師,地點也不再侷限教室,學習的方式與地點,正面臨革命性、創新性的改變,也使得知識創造比知識傳播、傳承更為重要。在這樣的關連之下,大學所創造的知識多寡即成為評鑑指標,這個被創造的知識經過系統性轉換,成為最後對經濟社會的價值,是影響高等教育的關鍵。也因此,大學角色被迫出現兩個改變:一個是角色定位的改變,一個是因應學校數量過多的改變。
於是,當「研究型大學」的風潮吹到亞洲,全亞洲國家都開始討論,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或臺灣,都面臨「如果學校數量那麼多,該如何突顯﹃研究型大學﹄?」這是我們不得不走的一條路,一方面學校角色面臨調整,勢必得選擇教學與研究孰輕孰重?這是高等教育調整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議題,而這個議題對於政大而言,又是更大的挑戰。
政大以豐富人文社會學科為特色,然而社會長期由科技所主導的政策思維,使得人文社會學科受到忽視,簡單、量化的評鑑指標就強烈衝擊著政大。這個問題其實是過去多年最大的奮鬥議題,尤其學校評鑑制度初上路,當時我擔任政大商學院院長,教育部公布論文排名,《中國時報》以頭版頭條報導政大排名落在第四十八名,那時恰巧鄭瑞城校長出國了,我生氣地跑去跟《中國時報》抗議「我們要告你!」隔了三天之後,《中國時報》又以頭版頭條處理,這次的標題是「政大準備告教育部」。雖然雙方後來妥協,不過坦白講,發展的潮流並沒有改變,以論文發表的數量來評鑑人文社科大學,這個議題背後的意義是值得深思的,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一種悲哀。
我曾擔任行政院的科技顧問,也在其他場合提過此事,多年過去了,今天這樣的狀況始終存在,究其背後,還有一個更嚴肅的議題值得探討。在知識經濟時代,鼓勵大學從事尖端研究,以促進新產業發展,本是無可避免的世界競爭。但是,這意味社會上需有一個完整的知識創新價值鏈:將知識轉換成利,發展出新技術、新商品,然後行銷到全世界。五年五百億頂大計畫所設定的研究成果指標強調國際發表,很少考量本土產業的需求,並未積極建立轉換機制,更未就未來市場發展與社會體制進行探討,導致產學嚴重落差。我曾和其他大學校長提到,當前台灣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碰到很大的困難,大學要承擔相當的責任。校長們同意這個說法,但大環境如此,也都無可奈何。
這個大環境放在政大面前,更顯得嚴苛與荒謬。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人文社科商管傳播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理解與支撐,然而政策認定的知識產出只限於「科研知識」,同時以國際發表來衡量,這是我們追求政大「大學夢」的過程中最大的限制與挑戰。這幾年來,我們必須一方面小心的回應大環境的要求,一方面要勇敢務實的在教學、研究、服務、國際化各面向穩健的努力。這幾年走來,我們一方面面對環境限制與趨勢,另一方面則認真地從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努力,回歸大學本質,希望創造政大獨一無二的特色,認真發掘出「政大的價值」,是我們的大學夢中不可迴避的責任,這些也是我們在勾勒大學夢,所必須正視的前提。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提出以哈佛大學為標竿,期許政大邁向國際一流。哈佛也是以文理學院為核心,兼具完整的法、商、政府、教育、醫學等專業學院,並不因缺少工學院而削其偉大,原因在於哈佛大學不斷深耕既有領域,同時善於連結外部資源,強化本身優勢。雖然我們的資源遠遠不如哈佛,但是我們可以借鏡哈佛成功的經驗,作為學校發展的標竿。
創新是政大人的基因
回首我卅九歲擔任政大科技管理所創始所長,還記得開辦的第一天,七月一號,我和行政同仁翠娥走進那間向學校爭取而來、堆滿雜物的閒置教室作為辦公室,從那天開始,以它為家,我們的起家跟矽谷車庫是一樣的。
民國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屆新生入學,由吳靜吉老師帶領會心活動,過程中,吳靜吉老師問:「你們的所訓是什麼?」在沒有任何的準備下,我順口說「我們的所訓是學習、合作跟創新」,從此就開始了我們科管所探索之旅,人生就是這樣奇妙,一個從零開始的工作,反而讓我更能憑空去想像一個學術組織是如何誕生的,譬如我們必須要去定義科管的學術領域,要找到教授,為了和企管所有所差異,要在課程設計跟教學方法上顛覆傳統,創新,成為科管所的核心價值。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創意、創新跟創業的「創新價值鏈」,或是「生命、生產、生活、生態」的四生概念,都是從科管所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驕傲的說,科管所對引領新思維是有一些貢獻的。
在教學上,科管所落實書中學、玩中學、做中學、遊中學,離開教室是重要的學習。當時,林英峰老師給了我一個提示,「世界那麼大,我們商學院老師大概百分之八十是留美,另外有百分之二十是在本國博士,卻沒有歐洲回來的博士,從世界發展的觀點來看,歐洲是非常重要的一塊,為什麼不去歐洲多接觸?」因為這個鼓勵,在沒有人脈、沒有資金的困苦時代,每年暑假全所老師都會帶學生去歐洲遊學,都是自費,一趟要花十萬塊,這筆錢不算少,要做成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大挑戰,但我們持續做了十多年。這開啟了國際連結,也翻轉了學習的意涵,不是只有課本的學習才是學習。
在科管所,一毛錢、一個人都沒有,也可以把一個所辦起來;在我接任商學院院長的時候,學院存款只有五十萬,但是我卸任時已經有五千萬以上的存款??。這都是對外善加尋求資源、對內整合並妥善運用資源所產生的效益,這樣的經驗與信心,一路伴隨到我擔任校長,只要你有夢想,資源的問題有時是可以克服的。我在剛接任校長時,接受《今周刊》訪問,提及我去過的大學超過一百所,因為從八十四年到九十五年接任校長之前,這十多年來幾乎每年去歐洲,開始與各國的大學的互動,到後來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九年,學校能多方締結姊妹校的總數由近百所急遽成長到四百多所,探究其因,與創新,與國際化不無關係。
我的專業背景是管理,在當校長的時候就不斷的問自己:「管理的專業對工作是否有幫助」,或是在過程中,能實踐多少管理理論。在理念或在實務上,這件事情都有意或無意不斷浮現。我曾跟同仁提及,有一天我從校長卸任時,希望別人會說「政大有一些改變,是因為吳校長唸管理的關係」的評論。我不斷提醒自己,唸管理是否對工作處理有幫助,如果不是,那我卸任後就不好意思回去教書了,因為在課堂中跟學生說要實踐和理論,結果自己卻做不成,甚至跟同學說實務跟理論是不同的,如果做完這事情,都不是理論的內容,那工作的意義就少了很多。
這一路走來,政大做了很多改變,有些是事先設想的,有許多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應該要將行政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以及師生們共同的努力記錄下來;同時,民國一○三年是政大在臺復校六十年,是一個傳承跟創新的轉捩點,也是一個適當的時間點,讓我們有機會回顧這些年做的事情,在回顧的過程中,重現指南山下的大學夢,希望不管是對自己或者是對別人,都能有所啟發。
他序
風雨道南橋下 政大展現風華
政大是一間特別的大學,它以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之教研為主,在國內政界、立法司法機構、外交與新聞傳播界、教育與語文、社會科學與企業管理及金融等領域上,校友眾多而且表現優異,可以說是一所培養社會上各行各業領導人的好大學,數十年來的口碑一直令人稱羨。
我都清楚記得在讀大學時與政大同學時相往返,風雨道南橋下文風鼎盛,很早就是臺灣名列前五名的大學,那時的交通大學都還只是交大工學院。但是在國內初設七所研究型大學,以及有史以來第一次的上海交大世界大學排名前五百大,因為使用之指標泰半皆為量化之國際論文為主,政大皆未能入列以致吃了大虧。在隨後之五年五佰億邁向世界一流大學計畫中,好在並未完全依賴量化之研究指標,而採兼顧質量的委員合議制,政大得以在驚濤駭浪中擠進前十二所大學之列。
在近十來年的這種拉鋸過程中,政大一定是諸苦備嘗冷暖自知,要評估政大之進展與校務領導,不可能漏掉這十來年,更值得檢視其在因應外在形勢之變化時,如何設定中長程目標、制訂策略、以及推出能夠呼應目標與策略之行動方案。首先碰到這個嚴苛局勢的是鄭瑞城校長,他因應得宜,在五年五佰億計畫中穩住步伐先擠進前十二大,接著就是吳思華校長,花了最長的時間在這件事情上,也花了最長的時間在尋找有效的因應策略。在這個意義上,吳思華校長這本書是值得期待的,我想政大校友們更想知道這十來年的風雨路上,是怎麼渡過的。
政大真的做了很多重大的改進措施,吳校長在這本書中,非常仔細且又充滿熱情的逐條列舉。我不揣淺陋,試舉幾項以明之。在學生教育與跨校結盟上,政大先是與陽明及北藝大三校聯盟,重點是通識教育及校務的結盟與共享教學資源。接著在五年五佰億計畫協助下,政大與臺師大及臺科大合作開設「創意設計實務學程」,共同跨入文創領域。
另外則在校內推動書院教育,培育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校園大使、青年大使,打造國際化社區,替年輕人創造平台,這些措施應該都會在十年二十年後看到成效。在研究上則強調人本、在地、共創的研究特色,關注社會需求走入社區實踐學術,建立以華文為核心的學術主體性,並在此基礎上引進優秀教研人才,以提升政大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上的國際地位。這些都是政大該做敢做又可做得好的部分。在學校行政上所做的全面性改革,則是必須要做,也是吳校長的行政長才可以發揮之處。最後在吳校長的全力擘劃之下,提出尚未完成的指南大學城、
國際創意生活城、與臺北城南文創園區計畫,我過去都曾仔細聽過。看起來,政大已經是大鵬展翅,值得期待!
前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黃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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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尋一個美麗的夢
思華校長在政治大學當過學生、教授、院長和八年的校長,他在政治大學裡成長,親眼看到政治大學發展的全貌,更帶領著政治大學積極往前邁進。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是思華校長在政治大學工作和建樹的記錄,從重大的改革和建設到點點滴滴的小事,在這裡我們看到他的勇氣和決心,也看到他細膩和親和的作風,留給我們對他許多的思念和記憶。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更道出了思華校長對政治大學未來的發展規劃和美夢,也描述了他為了達到這個美夢踏出的第一步。在這裡我們看到他高瞻遠矚的氣魄和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的精神,帶給我們無限的鼓舞和期待。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也記錄了思華校長和政治大學每一位老師、每一位學生親口講的話,告訴大家他如何愛政治大學,為政治大學做事,為政治大學尋夢。這本書不是為他自己寫,而是為政治大學大家庭裡的每一分子寫的。
《大學的蛻變-指南山下的創新實踐》也道出了一位全心全力奉獻教育工作者-思華校長,對每一位參與教育、關心教育、熱愛教育的人講的話。教育不分小學、中學、大學,不分政治大學、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不分學、政、工、商,思華校長告訴我們: 對教育的熱愛,為教育努力打拼,為教育尋一個美麗的夢,是屬於每一個人的挑戰和權利。
恭喜和感謝思華校長。
前清華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劉炯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