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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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臺灣歷史與翻譯相始終,探索翻譯史就是在探索自己的定位。
臺灣初登世界舞臺,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臺灣歷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臺灣卻是新興領域,臺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
臺灣翻譯史歷經政權更迭、殖民、戒嚴種種政治力介入,長期的政治禁忌導致「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透過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這些基本的探問都尚未能獲得清楚完整的答案。但最困難的莫過於尋找譯者生平資料,許多譯作沒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襲中國或香港譯作並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困難。《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多位作者努力尋求第一手資料,正是為了在歷史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透過歷史上的譯者,讓我們更了解這塊土地上種種文化系統的接觸、碰撞與發展,也讓我們更了解今天的自己從何而來。
作者簡介
黃美娥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臺灣研究學程主任
楊承淑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俊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橫路啟子(Keiko Yokoji)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宏淑
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藍適齊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張綺容
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王梅香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賴慈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依文章順序排列)
主編簡介
賴慈芸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曾任出版社編輯,出版譯作超過五十種,包括《嘯風山莊》(Wuthering Heights)、《探索翻譯理論》(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及童書、繪本多種。著有《譯難忘:遇見美好的老譯本》、《當古典遇到經典:文言格林童話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翻譯偵探事務所》等書。長期為臺灣翻譯學學會理事,曾任《翻譯學研究集刊》及《編譯論叢》主編,研究論文見於各學術期刊。〈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曾獲「宋淇翻譯研究紀念論文獎」評判提名獎,《翻譯偵探事務所》一書則獲第42屆金鼎獎。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導 論 翻譯之島(賴慈芸)
第一章 「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黃美娥)
第二章 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楊承淑)
第三章 日治臺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兼論其文學史意義(許俊雅)
第四章 〈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柳書琴)
第五章 大東亞共榮圈下臺灣知識分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主(橫路啟子)
第六章 兩個源文之下的混種翻譯:居間游移的無家孤兒(陳宏淑)
第七章 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藍適齊)
第八章 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場域中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王惠珍)
第九章 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臺譯者研究(張綺容)
第十章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單德興)
第十一章 冷戰時代的臺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王梅香)
第十二章 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臺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賴慈芸)
作者簡介
建議閱讀書單
導論(摘錄)
翻譯之島
賴慈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臺灣與翻譯自始就難以分割。臺灣初登世界舞臺,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臺灣歷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早期與歐洲文化的交流,可供研究的翻譯文本有限;清治時期的翻譯活動以原漢通譯和傳教士的翻譯為主,與清帝國其他邊陲地區差異不大。日治以降,日本既為東亞最早接受歐洲文化的重鎮,臺灣也不能自外於亞洲的現代化浪潮,翻譯局勢大開,因此本論文集的起始點也就是日治初期。
臺灣與中國同受日本西化影響,但中、日又自古同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格外複雜,也反映在種種的翻譯活動上。二戰後臺灣易主,戰後來臺主政的中華民國反共親美,美國遂成為主導戰後臺灣文化的一大外力,而日文勢力仍在,美、日、中遂成為形塑臺灣文化的三大力量。本論文集所收錄的論文大致按照時序排列,因此前八篇都觸及中、日、臺三方的糾葛;後四篇則聚焦在中、美、臺三方的關係。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先略述臺灣的翻譯史研究進展,第二節描述翻譯研究範式的轉移,第三節介紹本論文集收錄各篇論文,第四節討論文化系統間的碰撞與協商,包括臺灣與中國、日本、美國、東亞的關係,第五節為小結。
一、臺灣的翻譯史研究
雖然不同族群接觸就必然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臺灣卻是新興領域,臺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1988年臺灣第一個翻譯研究所成立於輔大(現已改名為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在翻譯學科的建置上意義重大,至今全臺已有八個翻譯所,包括一個博士班。由於大學部和碩士班的課程大多以實務訓練為主,多數學校並未開設翻譯史課程,僅有輔大、師大有開設「中國翻譯史」、「西方翻譯史」、「譯史與譯論」、「臺灣日治時期翻譯專題研究」(2013-2015)等課程,但直到2017年師大翻譯所才開設了第一個「臺灣翻譯史」課程。由於臺灣翻譯史與中國翻譯史雖有重疊之處,但並非一脈相承,百年來臺灣獨特的殖民經驗、語言接觸史、社會、歷史、政治背景皆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宜有獨立開設課程的必要,也因此《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的出版在教學、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尤其是近年中國出版的近現代翻譯史,往往以晚清、五四、三○年代文學、抗戰期間、中共建國後十七年、文革後分期,最末再另闢一章「臺港翻譯文學」或「臺港與海外翻譯文學」,形成完全以中國為主體的敘述脈絡。儘管臺灣與中國的關係的確千絲萬縷,但也宜有以臺灣為主體的翻譯史,以正視聽。
由於臺灣的翻譯系所以教授中英翻譯為主,與英文系(外文系)的關係密切,尤其在政治上長期親美的關係,外國文學研究以美國研究最盛;所以翻譯所的譯史研究也以英美翻譯為早。1991年,余玉照的〈美國文學在臺灣:一項書目研究〉開始整理美國文學的翻譯書目;1994年,輔大翻譯所的四位碩士生在康士林教授的指導之下,陸續完成四本與臺灣翻譯史相關的碩士論文,初步觸及臺灣戰後的翻譯史,包括美國詩、美國小說、英國小說及英美戲劇,可說是臺灣翻譯史研究的開端。此後各翻譯所也陸續有論文處理個別作品、個別作者的翻譯史,或其他語言方向、文類的翻譯史等(詳見本書附錄「建議閱讀書單」)。
但也因為翻譯系所與英美文學系關係較為密切,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向來多為臺灣文學研究者,如黃美娥、柳書琴、許俊雅、王惠珍等,而較少翻譯學者參與。語言能力的限制也是原因之一:研究日治時期文本勢必需要日文能力,因此能處理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較少。
2012年出現了跨領域合作的契機。輔大是少數有日文組的翻譯研究所,該所所長楊承淑正是日語翻譯學者。她在2012年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王宏志主持的「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國際研究計畫,主持「翻譯與臺灣殖民管治」子計畫,翻譯學界開始與臺灣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對話。從2012年到2015年,楊承淑組織了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2014-2015年該讀書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2013年6月,「譯者與譯史研究」工作坊在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同年9月,臺灣翻譯學學會主辦了「譯史中的譯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並出版專號,十篇與會論文收錄於2014年6月出版的《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十七輯;2015年,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的成果以日文結集出版,即《日本統治期臺湾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臺灣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殖民統治與語言文化的錯綜交匯現象),由臺大出版中心發行。本論文選集作者中的楊承淑、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均為該讀書會成員,賴慈芸、張綺容也都在讀書會中做過專題報告;臺灣翻譯史研究學群逐漸成形。
2017年適逢解嚴三十週年,臺灣翻譯學學會和師大翻譯所合辦了「譯者的正義:解碼、解嚴、解密、解放」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製作影片向胡子丹、方振淵兩位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譯界前輩致敬,同時舉辦「戒嚴下的翻譯:禁書與偽譯」書展。當天最後一場論壇「翻譯與歷史的對話:建構臺灣翻譯史」由陳宏淑主持,論壇的內容也刊登在《編譯論叢》第十卷第二期(2017年9月)。參與討論的講者包括楊承淑、橫路啓子、王惠珍、藍適齊、王梅香等,六位學者中包括翻譯研究學者、臺灣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和社會學者,充分展現了臺灣翻譯史的跨領域特性;這六位學者的論文也都收在本論文集中。我們希望這本《臺灣翻譯史論文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各領域學者在臺灣翻譯史上的努力。
二、從對等、描述到跨領域:翻譯研究的進展
翻譯雖是古老的行業,但傳統的翻譯論述多為譯者個人的心得,也不脫「對等」(equivalence)範疇,即探討譯文應該如何才能與原文對等。嚴復所提的「信、達、雅」,林語堂的「忠實、通順、美」,思果的「信、達、貼」,也都是以信(忠實)為首。這樣的觀點一方面置譯文地位在原文之下,置譯者在作者之下;亦使得翻譯與外文的學習難以脫勾。1972年,荷蘭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發表了著名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一文,常常被視為翻譯研究的起點。自此之後,百家爭鳴,有針對傳統對等範式的改革,如「動態對等」、「功能論」和「目的論」,強調譯文的效果重於與原文對等;也有完全與對等範式決裂的新範式,主張把已經存在的翻譯視為社會現象加以描述,研究其間的權力關係,而不再以某種標準判定譯文高下,以改進譯文、指導未來譯文為目的(從這點可以看出動態對等、功能論、目的論都還是對等範式的延伸,沒有完全放棄指導原則)。操縱理論、多元系統理論、翻譯規範、贊助者研究紛紛出現。但一直到1995年,「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這個新的研究範式由以色列翻譯學者圖里(Gideon Toury)命名之後,翻譯研究才能說是正式脫離語言學科的範疇,成為獨立的學門。
雖然社會大眾及許多不熟悉翻譯研究領域的人,包括許多譯者、編輯、客戶、批評者、讀者在內,至今仍或多或少相信「翻譯即對等」,仍高舉「信達雅」作為譯文追求的目標,或是批評譯文是否「忠實」於原文、風格是否悖離原作等等,但其實歷經上一世紀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風潮洗禮之後,「語言文字無法表達穩定的意義」已成思想界共識。既然原文沒有穩定的意義,甚至在電子時代,文本都不穩定了,追求譯文的「對等」自然也成虛妄。德國學者古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宣稱「對等是一種假象」,澳洲學者皮姆(Anthony Pym)在1992年宣稱「對等是一種信仰結構」,都與圖里的想法呼應:什麼是(好的)翻譯,由當時當地的使用者決定,沒有恆定而普世的標準。
因此,「追求對等」固然仍是語言訓練課程與翻譯客戶的普遍要求,但學術上的翻譯研究已越來越少問「應該如何翻譯」、「如何更像原文」這類指導性的、技術性的問題,轉而問「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會出現這種翻譯」、「這個時代/社會共同接受的翻譯規範是什麼」、「哪些力量造成了這些翻譯的出現(或不能出現)」、「譯者如何操縱譯文及原因」等,也因此開啟了贊助者的研究、譯者身分認同研究、操縱研究、翻譯規範與文化系統權力關係的研究等,而這些都是翻譯史要研究的問題。
翻譯涉及複雜的權力互動、文化認同、文化模仿及變形等等,所以翻譯從來就是政治問題。中國自古以來輕視翻譯,即因中國是文化中心,周邊文化皆須向中國學習;日本向來重視翻譯,因為日本相對於中國是邊陲。美國現在是世界文化輸出大國,自然也不會太重視翻譯研究,重要的翻譯學者往往出身以色列、荷蘭、印度等多元而較邊陲的地區。中國現代翻譯史也可以用以色列翻譯學者伊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統理論解釋:若目標語系統強勢,則翻譯規範偏向意譯,如晚清的文言翻譯;若目標語系統位於邊陲,或面臨文化斷裂危機,就會奉行直譯,如1930年代魯迅主張的「寧信而不順」。以今日中文和英文的權力位置來看,翻譯批評者對於英文譯中文時要求亦步亦趨,中文譯英文時卻容許大幅刪改,只求能符合英文讀者喜好,語言權力和翻譯規範的關係仍處處可見。而臺灣在戒嚴期間美國文學獨大,幾無俄國文學新譯(坊間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幾乎都是中國戰前舊譯或日譯本轉譯);反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美國文學翻譯都只能「內部參考」,中國譯協領導都是俄文翻譯;這些趨勢當然無關文學價值品味,而主要是政治的關係。
至於翻譯史該怎麼寫?是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在某地或某段時期內出現了哪些譯者和譯作?也就是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然後呢?是否要描述這些譯作的來源文本、並且(依據對等原則)評價譯作?這類的翻譯史隱含的價值觀似乎是越多越好(有些研究者還會嘆惋哪一個重要作家的作品還沒翻譯完全,或呼籲翻譯更多哪一類的作品),以及越準確越好(後出的譯本理應錯誤越來越少,越來越接近原文等等)。但這樣的價值觀又回到對等翻譯的老路,還是以原文為尊。
如何與對等範式劃清界線,寫出描述翻譯研究的翻譯史?答案可能是,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書寫。1994年,研究美洲原住民語言的學者Frances Karttunen 寫了一本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Survivors,記錄了十六位歐洲征服美洲原住民過程中的譯者故事,包括墨西哥的La Malinche;以及美洲原住民Sacagawea。以口譯員/倖存者的角度來探討這些民族接觸史的問題,相當有啟發性,臺灣清治時期的原漢翻譯,以及日治時期由原住民女性擔任的「藩通」,都與此書案例頗有類似之處。1995年,國際譯聯(FIT: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出版了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書,為該組織內翻譯史委員會執行多年的計畫,英法版本同步發行,以主題的方式敘述歷史上世界各地著名譯者的貢獻,包括中國的玄奘與嚴復。這本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的宣示意義大於學術意義,目的在彰顯譯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貢獻。
學術上的研究方法,則由皮姆第一個提出。他在1998年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書中,提出翻譯史研究的四項原則:
1.翻譯史研究應解釋為何某些翻譯出現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也就是應該要解釋其社會成因。
2.翻譯史研究的對象不是翻譯文本、情境脈絡或語言特徵,而是唯一能構成社會成因的譯者本人,以及譯者周遭的其他人士(如客戶、贊助者、讀者),才能讓我們瞭解究竟翻譯為何出現在這個時間地點。
3.承上,翻譯史研究便應以譯者居住及生活的大環境為中心,也就是目標語文化,而非來源語文化。
4.我們之所以要寫翻譯史,是為了表達、討論或解決實際的問題。
皮姆也提到,翻譯史當然要釐清「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為了誰」這些他所謂的「考古研究」,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史料的解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翻譯(或不翻譯)什麼?為什麼是這些人來翻譯?翻譯(或不翻譯)實際的影響是什麼?是創新還是保守?
這本選集就是秉持著這樣的出發點。雖然每位作者的研究領域不同,遵循的研究範式也不盡相同,但每一篇論文都在回答皮姆提出的問題。
「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黃美娥前言回顧臺灣小說發展史,日治時代是主要的奠基時期,在此一階段,倘就臺灣文人創作而言,漢語文言小說最早出現,其後雖有漢語白話、日文作品,乃至臺灣話文小說的競爭與挑戰,但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不過關於漢語文言小說,早在大正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乍起,張梗就曾發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文,對於漢語文言書寫的「舊小說」進行抨擊。他不僅貶抑這些多半刊登在新聞紙上的文言小說的價值,並指摘此類小說的書寫不外乎「妖精鬼怪」、「飛簷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掛帥」,隱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節,或只是不斷重複志怪、武俠、言情、歷史類型的單調創作模式(張梗,1924);然而,事實是,這些被視為通俗而不入流的「舊小說」,無論在遭逢張梗的強烈指責,或面對1920年代白話嚴肅小說的蔚然興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報》,以及《風月》、《風月報》、《南方》等報刊中,依然還有另一波寫作的高潮在持續著。且,如果吾人進一步重探這些時人眼中屬於「舊派」的漢語文言小說,將會驚訝發現,由於日治時代的臺灣正處於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故這些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小說,在寫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學的刺激與影響,從而出現了「從東亞到西方」各式文本、文類、文化的跨界移植進入臺灣小說界的現象,最終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產與再製,而別具意義。例如:李逸濤改寫了朝鮮名著〈春香傳〉,魏清德〈還珠記〉針對英國柯南道爾〈綠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頁65-83);而中國《西遊記》、《聊齋誌異》、《封神演義》諸書,在臺灣也有模擬續衍之作,如洪鐵濤〈新西遊記補〉、〈續聊齋〉系列,以及許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當然,由於殖民統治之故,日本文學也被大量傳播來臺,卒而成為臺灣漢文小說的重要養分與淵源,箇中情形頗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