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元與國家安全》一書中，保羅·維奧蒂探討了全球資本流動、政策精英以及國家安全之間的聯繫。在確立了貨幣、黃金與安全之間的歷史聯繫之後，維奧蒂考察了美元在過去70年美國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中所扮演的工具性角色，揭示出貨幣-安全故事。以此，維奧蒂揭示了所感知到的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如何關鍵地推動著持久性共識的建設，然而這一共識是維繫美國對外政策、國家安全政策的境外融資所必需的。



保羅·R.維奧蒂：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研究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美國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國家安全政策、戰略與軍控等。

白雲真：國際政治系主任、副教授，廣西大學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政治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博士后。研究領域為通識教育與人文教育、國際理論與政治思想、中國對外戰略與全球經濟治理、國際組織與發展金融、國家安全與政治經濟學。講授《政治經濟學導論》 《全球政治經濟學導論》 《國際關係理論導論》《儒家經典導讀》《全球化與中國崛起》《大戰略》等專業或通識課程。已出版著作8部、譯著5部，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

宋亦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能源與氣候的政治經濟學。在《現代國際關係》 《國際政治科學》等期刊發表數篇文章。

叢書總序解釋與理解中國全球角色／Ⅰ
致謝／Ⅲ
前言／Ⅴ

導論 貨幣與安全／1

第一部分 歐洲中心：英鎊、美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安全
第一章貨幣、帝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
安全／29
第二章戰時安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
貨幣兌換／47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振英鎊、商業
與安全／59

第二部分 美國邁向中心：美元首要地位與美國國家安全
第四章貨幣與合作性安全、兩次世界大戰
期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79
第五章冷戰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100
第六章維繫美元首要地位——從佈雷頓森林
體系到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制／124
第七章美元、歐元與合作性安全／144

結論 貨幣與合作性安全／165
參考文獻／174

動員起來被用於外交事務的資源的數量和品質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國家的生產能力及財富，如人力資源、資本、土地；二是這些資源或者產出被用於對外政策的份額。
——克勞斯·諾爾（Klaus Knorr）

對有關銀行能夠……創造貨幣的探索很早就出現在銀行業的發展中……銀行創造貨幣的過程如此平常，以至於這一想法並未被接受。當如此重要的事情難以理解時，更深層次的奧秘似乎才是適當的。
——約翰·肯尼士·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事態

這是好的時代，同時似乎也是最壞的時代。長達數月的政治爭論一直在華盛頓持續著——美國參眾兩院一個非常強勢的少數派為進一步削減預算而呼籲立法，與此同時以阻止任何提高國債上限的努力相威脅。可能使政府停擺或者政府違約的這些威脅引起了市場恐慌，已經致使外界下調美國國債的信用評級。

這場危機始於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受到雙管齊下的攻擊。第一次發生在上午11時30分，是一次協同式釣魚攻擊——駭客模仿紐約聯邦儲備銀行（the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的不同部門發送電子郵件，借助其顯而易見的身份進入。這些並非僅有短期目標的普通駭客，而是反叛組織的一部分。反叛組織試圖破壞美國資本以及美元在全球經濟中仍佔據的突出地位。

這些網路釣魚者現在可不受限制地訪問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安全伺服器。網路釣魚者植入惡意軟體，對下載紐約證券交易所及其公司的資料並不感興趣。他們想要刪除所記錄的資訊，破壞紐約證券交易所伺服器的大量資料。釣魚者還啟動了一個僵屍網路——成千上萬聯網的電腦遭受釣魚攻擊——擊潰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伺服器，導致其凍結，然後完全崩潰。

紐約證券交易所癱瘓了，完全混亂了。恐慌爆發了，蔓延到全球市場的其他交易所。全球股市價格至少下跌了20%——一些股票價格下跌得更多，其他股票下跌得少些。紐約證券交易所午間停盤，但自從伺服器壞了後，無法通過正常電子管道與上市公司溝通，更不用說那些試圖買賣的投資者了。電視、廣播、私人電子郵件、短信、電話以及社交媒體是連接交易所與投資者的主要管道。如果這還不夠，那麼就像交易員從交易所被清除一樣，一輛極具爆炸力的汽車炸彈在交易所前自爆，使路人及旁觀者喪生，嚴重損壞建築物。

這一雙管齊下的攻擊——網路攻擊與“烈性炸藥”——具有毀滅性後果。當人們試圖清算自己的資產時，全球股票市場暴跌。當攻擊被視為主要針對美國時，外國市場逐漸復蘇，當時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其他股票交易所仍然停盤。這在很大程度上會蔓延到美國銀行。美國總統干預，以大蕭條時期的羅斯福為先例宣佈銀行“放假”——有效地關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直到資本市場秩序恢復了。

儘管歐洲、日本、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會干預市場，但是市場力量壓垮了其維繫美元地位的能力及真正、善意的共同努力。這些事件削弱了對美國經濟的信心，致使美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貶值一半。美國國內外的企業無法以美元進行日常交易——更不用說將其作為保值手段了——陷入一片混亂。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成員國很快以歐元結算石油貿易，而且承諾一旦貨幣市場穩定，也將接受美元。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並不情願地實施外匯管制，試圖在進退兩難的全球貨幣市場中遏制美元的狂跌。航空公司減少了國際航班，而且船運公司將很多船隻停泊在岸以確保必要的融資。

為防止國際商業急劇下滑，由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商務部及國務院各部門代表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特別小組共同研究在地區層面——拉丁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組織特別貿易安排的可行性。雙邊貿易安排將用以維繫與中亞、南亞、中東以及非洲地區其他國家的貿易。

為了確保美國海外國家安全的承諾，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與美國財政部及美聯儲協同）獲得重要盟國對權宜之計的同意，從而便於美國以危機前的匯率從這些盟國的中央銀行購其貨幣，以維繫政府開支。然而美國國會的辯論很快轉向美國從海外撤軍的問題。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之後，美國政府予以反對，因為若美國將其艦隊調回國內港口以及魯莽地從日本、韓國、中亞、中東以及歐洲的軍事基地撤軍，那麼這些地區會陷入動盪，從而有損美國國家安全。

這一切會發生嗎？這一事態有多真實呢？這一災難對安全的不利影響及其他意義是什麼呢？歐元或其他關鍵貨幣也會面臨相同的命運嗎？不管怎樣，其結果將是世界大蕭條嗎？多邊行為維繫著全球貨幣機制及其貨幣的活力，國家安全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多邊協作行動呢？

本書是關於貨幣與安全的。國防部門及其所組織、訓練、裝備和部署的軍隊取決於資本與資本流動的安全，資本日漸全球化了。因此，軍事能力不僅與賴以存在的經濟規模密切相關，而且與全球可兌換性和匯率安排的可行性密切相關。我們忽視了資本流動可能中斷的風險。如若資本流動中斷了，這有損美國經濟安全，危及美國在全球部署軍隊以及維繫美國外交使團及其海外計畫的能力。

經濟能力、軍事能力及其他能力並非存在於真空中，好像它們是“存在”的客觀現實。的確，貨幣（比如美元）的匯率是供需的產物，但是匯率在本質上是市場對該貨幣與其他貨幣相對價值的主觀判斷。雖然國內外民眾在這些技術層面利害攸關，但是政策精英的利益及解釋性理解最為重要——特別是那些資本所有者或管理者（OMC）。他們關注維繫全球商務和其資本地位的國際金融和國際貨幣機制。

這其中包括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私人銀行家以及其他擁有或管理大量資本的人士——當代世界經濟中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他們——特別是那些管理全球資本流動的貨幣政策官員——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對一國經濟基礎以及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增長潛力的主觀評估的影響。貨幣運行所在（及其跨國資本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規範）的國際金融機制的規則或公認規範也頗具影響。

本書所提及的資本所有者或管理者對淨債權人而言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簡寫，主要是那些擁有巨額資本的機構或個人，以及那些自身並不富有但管理著他人資本的個人，這些資本涉及全球性資本流動。他們可被確認為真實的人。這一分類包括私人個體、政府人士或在公司、銀行和其他組織的非政府人員。然而在本書中，筆者分析美元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主要關注銀行和財政部官員（以及那些向其提供建議和影響他們的人士）——為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管理資本的所有政策精英或專家。

他們經營著如資本一樣重要的生產要素，特別是其擁有的貨幣代表權（monetary representation），因而他們的決策及行動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事實上這是（或很快是）最重要的、往往頗具爭議的事。儘管資本所有者及管理者被歸為一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意見一致，或總是以同樣的方式看待利益。

資本所有者及管理者之間的衝突、聯盟及反聯盟、決策（以及決策的權威）都是政治事務，不論其發生在國內還是國外。對於美元的權威性選擇、美元與其他貨幣的關係以及貨幣所依賴的經濟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民眾及資本精英影響著金融市場和其他市場，但是在貨幣政策決策方面，筆者主要關注銀行家（特別是中央銀行家）和財政部官員等。

經濟安全、國家安全是接下來要探討的主題。筆者明確強調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是實現上述目的的較佳手段。本書在導論中論及貨幣與安全，在概念上為下面美元、安全和貨幣兌換的內容奠定基礎。後續的章節提供了一個歷史性敘述，強調經常被忽視的議題——安全與貨幣是如何密不可分的。有關國際貨幣事務的大多數評述關注匯率變化對於貿易、投資、經濟增長的意義，以及一種貨幣的總體穩定性。雖然這些是經濟安全的重要部分，但是學者很少論述更廣泛意義上的安全如何改善或受挫的問題。

第一部分 歐洲中心——英鎊、美元與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安全筆者在本書的第一部分分析19世紀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及其期間，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貨幣兌換與國家安全、全球安全的關係。筆者在第一章中（“貨幣、帝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安全”）首先討論當前歐盟所面臨的挑戰，但很快轉回19世紀。當時英國有賴於全球對英鎊的認可（英鎊被視為與固定數量的黃金等值）以維持其全球性帝國的地位，由此被喻為“日不落帝國”。實際上，當邁入20世紀後半葉，大英帝國和英聯邦都已黯然失色。

第一章記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歲月。就像現在一樣，中央銀行、私人銀行以及其他資本所有者或管理者的干預對維繫國際流動性至關重要——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比於今天，當時貨幣、金融事務從未純粹交由市場力量處理。如今面對危機，“太大而不能倒閉”（too large to fail）的銀行求助於政府部門。政府部門認為，若銀行部門的巨大失敗外溢至整個經濟體中，這有悖於國家利益。儘管當時的意識形態言辭帶有自由放任與自由主義的色彩，但是對於資本所有者及管理者來說，經濟安全以及軍事安全風險太大，以至於無法完全將國家貨幣交由市場力量而脫離自己的控制（現如今也是如此）。萬變不離其宗。

筆者在第二章（“戰時安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貨幣兌換”）繼續討論貨幣及安全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與同盟國重新設計了其貨幣機制以支持戰事。交戰雙方也在確保敵對陣營之間的貨幣交易方面有共同利益。甚至在戰爭期間，敵國想盡辦法交易對方貨幣，特別是由於瑞士和荷蘭銀行的中立立場。因情報、間諜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敵人的貨幣是項次要行為，但是雙方都有既定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歐洲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災難——包括戰敗國和戰勝國。戰勝國欠下大量戰爭債務，特別是欠美國。這也標誌著大英帝國衰落的開始，即便當時幾乎無人意識到這一點。此後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進一步蠶食著英國的全球資本地位。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振英鎊、商業與安全”）論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當務之急：如果可能的話，重回所理解的常態——恢復英鎊黃金本位制，將其作為全球商業的基礎以確保英國安全和大英帝國地位。英國與美國兩國共同致力於此。美元與英鎊掛鉤，而且英鎊仍是貨幣的全球基準。

英國與美國之間的貨幣協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數年內兩國合作性安全的基礎。資本所有者或政府內外的管理者對其商業和安全利益的理解影響著恢復1914年之前金本位制的努力，以此作為國際貨幣新機制的基石。

第二部分 美國邁向中心：美元

首要地位與美國國家安全本書的第二部分繼續探討貨幣安全問題，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崛起到當下其所面臨的挑戰。事實上，在過去70年中，美元在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領域發揮著輔助作用。21世紀初，歐元與美元一起處於中心地位。

當1929年股票市場崩盤，而且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開始時，20世紀20年代恢復安全並穩定國際貨幣交易的努力失控了。20世紀30年代貨幣事務方面的合作性安全土崩瓦解了，如第四章（“貨幣與合作性安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討論的那樣。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英國的資本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因而英國已無力維繫其國際貨幣領導地位。事實上當時美國不願意擔當此任。

競爭性貶值、提高進口關稅及其他“以鄰為壑”的政策成為當時不能容忍的通例。鑒於德國與英法（德國挑戰著英國海洋霸權，威脅著法國陸軍）之間的軍備競賽及其他因素，貨幣世界圍繞同盟國、軸心國再次形成了兩個對立的貨幣集團。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戰時貨幣兌換不僅發生在兩個對立的陣營內部，而且發生在兩個陣營之間——瑞士再次充當了貨幣交易的重要中立場所。荷蘭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德國佔領，不再發揮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發揮的重要貨幣角色。

1944年，各國政要在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召開國際會議，達成了一個政治共識，即在美元黃金新本位制中恢復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一年，美國人的偏好在這次政府管理者以及其他資本管理專家參加的會議上占主導地位。當時美國佔據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地位，最終從英國手中接過了全球貨幣領導地位的火炬，在美元黃金的新本位制中，美元最終取代了英鎊。

在美國談判者看來，這符合美國（和資本）利益。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機會（以及美國所承擔的全球責任），美元成為普遍接受的關鍵貨幣和儲備資產，致使美國決策者以大量開支用以美國海外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目標，甚至石油都是以美元計價的。這是美國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在實施中的獨特優勢，特別是在軍事部署方面，軍事部署極其有賴於能源資源。

筆者在第五章（“冷戰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和第六章（“維繫美元首要地位——從佈雷頓森林體系到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制”）探討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相對固定匯率制（1946—1971年）有關的安全議題。當前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制已經取而代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元的主導地位確立起來了，但是其他國家也在尋求替代性方案。在經過20世紀70年代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匯率波動的衝擊之後，歐盟國家的政策精英共同致力於在匯率領域建立密切合作的歐洲貨幣體系。這種安排最終促成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的建立以及歐元的出現。在新千年，歐元也成為與美元並肩的、可供選擇的關鍵貨幣和儲備資產。

美國、歐盟及其他國家的貨幣不僅被用以支付手段，而且被以貨幣儲備的方式被各國所持有，上述貨幣在其對外政策以及國家安全政策實施中則更為自由。筆者將在第七章（“美元、歐元與合作性安全”）中討論歐元的發展與美元及促進合作性安全的關係。與美國人一樣，相比于歐元沒有登上歷史舞臺及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相對固定匯率制之時，歐洲人現如今在海外支出方面較少受到限制。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中，匯率並未隨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所干預的市場力量而浮動。

特別是當開支特別巨大時，如果一國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單邊行動或其他國家政策精英並不予以支持，看似必要的軍事開支及其他政府開支很快就會出現問題。如果事先發展一個廣泛的多邊共識某種程度上達成了，那麼其他國家的政治及貨幣機構將會採取合作性措施。

資本管理方面的政策精英，特別是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行長，知曉如何服務本國利益、共同商業利益及安全利益的問題。可感知的本國利益以及共同利益極大地推動著持久性共識的建設，是維繫美國對外政策及國家安全政策所需的外部資金所必需的。同樣的是，歐盟國家、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巴西或其他國家的決策者未來數十年在全球商業、貨幣以及安全事務方面也將實施更廣泛的政策。

經濟史的研習者很熟悉筆者隨後所談及的國際貨幣問題。然而國際貨幣問題根植于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這並不僅僅是國際貨幣安排如何影響全球貿易及投資的問題，而且是它們如何執行對外政策及國家安全政策相關的問題，尤其是代價頗大的軍隊部署及武力使用問題。這一“硬權力”的貨幣維度是筆者的關注點，而且筆者在結語中也予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