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透過對學者經說、文集、日記等相關文獻的細讀，考察清中葉以降的「文人說經」之業及其意義，其目的在於嘗試跳脫某些固定的學術框架或研究模式，期能為清代學術史與經學史提供新的觀察與論述基點。書中所選諸家，包含：唐煥、姚鼐、洪亮吉、王芑孫、唐仲冕、李慈銘、譚獻等人，皆是有大量經說傳世的文章之士。這些經術文章雖然脫胎於舉業，卻是根本聖人，且又別有慧解，故與漢學考據路數，形成鮮明對照，實為共譜清代學術歷史的重要內容。同時，眾家文士的文集日記之中，有許多對當代學術學風的陳述與批評，所以，「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的議題，有助吾人打破文獻與學術視野的雙重侷限，重新認識清代複雜的學術面貌。

作者簡介

蔡長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副教授。曾獲國科會年輕績優具潛力學者補助。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春秋學。著有專書《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常州莊氏學術新論》、《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主編有《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校訂《翼教叢編》、《陳用光詩文集》。另有〈唐代法律思想的經學背景——《唐律疏議》析論〉、〈從對祭仲評價之轉變看公羊學「經權說」的歷史際遇〉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鄧序
吳序
自序
 
壹、導言
一、前言
二、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
三、漢宋論述的不對稱性
四、文人說經的學術意義
五、結語

貳、考辨經文多以義理文章斷之──讀唐煥《尚書辨偽》
一、前言
二、審辭氣事理以辨證偽書
三、離析文章結構疏解經文
四、義理疏解中的宋學脈絡
五、結語

參、理論的實踐場域──《春秋三傳補注》所見姚鼐的經學理念
一、前言
二、姚鼐的治經理念
三、《三傳補注》的經學見解
（一）《左傳》探例
（二）《公》《穀》二傳探例
四、結語

肆、據馬班以高視許鄭──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及其意義
一、前言
二、對乾嘉漢學之批判
三、古之學愈於今之術
四、文士的人生蘄向
五、結語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
一、前言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三、根柢宋儒而別有新解
四、預於漢學而不失警惕
五、結語

陸、乾嘉道咸經學采風──讀桂文燦《經學博采錄》
一、前言
二、漢學與經學
三、經學與科舉
四、經學與地域
五、結語

柒、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
一、前言
二、對盛世文章的緬懷
三、對許鄭漢學的維護
四、對反漢學者的撻伐
五、結語

捌、文人的學術參與──《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評論
一、前言
二、譚獻的學術宗尚
三、譚獻對漢宋學的評論
四、譚獻對常州經學的評價
五、結語

玖、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
一、前言
二、譚獻的文章觀念
三、譚獻的駢散論述
四、結語

拾、結論
 
附錄：洪亮吉的感性世界——對一個乾嘉文士的側面觀察
一、前言
二、南樓憶舊時
三、輾轉功名路
四、更生終不悔
五、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自序

　　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或視野來看待，乃至表述古人的學問，是這十多年來，沉澱在內心深處的大問題。在我看來，每一個學問人表述其學術見解的過程，其實也是追求其心中之「道」的過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嘗不如是。換言之，相對於將注意力放在學術形態上抑彼助此的校論是非，關注知識人的精神史，應是屬於更深層次的理解活動。不論受關注者是今日學術格局之下，我們所謂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抑或是經學家。更何況，古人的學術格局，並不為今人的學術門類所局限。換言之，古人呈現其追求心中之「道」的過程，並不會局限在單一載體之上。那麼，我們追求古人的學問之「道」，探索他們的精神歷史，當然也不能因為我們擅長於某一學術類型，而做出在文獻與視野上的自我設限。基於這樣的認識，個人始終堅持，突破自身受學之際所帶來的眼界之局限，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最難突破也是最需突破的障礙。這一對學術偏見自我揚棄的過程，也是開拓學術視野與建立自身學術之「道」的過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對傳統史學研究中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這種認為歷史學家的工作與文學創造之間，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的看法，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因為，這一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學的衝擊與批判，有助於想要理解歷史真相的我們，得更加認真的思考，如何才能不使我們對歷史的探索，被嘲諷為文學創造。許多人提出了歷史語境理論這一對治之法，個人的研究受惠於此一方法論，亦復不少。原因很簡單，此一以歷時性的敘事結構編排材料，同時又提出理解某種共時性關係之可能的方法論，是專業史學普遍採用的解釋模式。但是，立足於探索歷史真相的大前提之下，更多的是研究者別出心裁的細密操作。我們可以將陳寅恪先生對論述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期待，作為我們論述傳統學術的一面鏡子。亦即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先生指出，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像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了解。這種立基於強烈歷史感的移情體驗，如果不只是把它當成某種崇高而理想的境界，而是視為可以達到追求歷史真相的手段。那麼，在我看來，並非空中閣樓，遙不可及，而是可以實際操作的方法。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謂的方法，並非方法論層次上的各種主義，也不是將文本框入某種歷史背景、政治隱喻或社會關懷等套路式的分析模式，而是對文本的自然親近。亦即透過互文式閱讀的細細品味，在各類文本的交互引發中，來建構脈絡化的認知，從而體悟乃至進入時代的歷史語境之中。就如同繪製地圖一般，加上等高線比例尺經緯度的現代地圖，當然比簡單標示出山水道路關隘橋樑這等古地圖來得精確少偏差。同樣的道理，對文獻的掌握愈加全面、解讀愈細緻到位，我們對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解，才能愈加完整而深入。換言之，在充當歷史的「裁判官」之前，我們得先善盡歷史的「陳述者」之責。

　　個人在此提出的這一類似新批評的所謂方法，看似卑之無甚高論，卻是在許多著作中看不到的。在此要強調的是，我無意去批評任何人。但是，至少就自己研究的相關課題而言，時至今日，我看到更多的是自以為掌握真理的學閥行徑與散發出的知識傲慢。看到的是抓住某些觀念、說法，乃至前人基於理念（或是個人好惡）的學術判斷，然後下筆跟風，完成一篇又一篇的論文。而不是帶著理性與同情，透過對各類文本完整而細緻的閱讀，乃至打通詩文、經說、史論或是文學、哲學、經學等各類文體或是各類學術論著之間的學門區隔，以求得相對而言較為客觀的體會與理解。換言之，許多著作都陷入了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而不自知。既無法為自身的學術道途披荊斬棘，反倒是類似的敘述模式與評價觀點，不斷地在新舊學者圈中複製。

　　個人從不否認在著作中寓有自身的特殊情懷。只要讀過筆者從碩、博士論文以來的著作，大概都能夠輕易地掌握到這一點。這種情懷說穿了，就是對於前輩學者以大願力傳承學術乃至文化的崇敬之心。至於這種情懷的形成，其實也很簡單，或者說很直接。就是跳脫先行者評斷的視野，從對文本完整而仔細的閱讀當中，去領會前人著作之意。換言之，只要認真閱讀，細細品味，前賢在著作中想要表達什麼樣的立場與見解，是我們在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很容易掌握到的重點。但問題是，有太多前輩學者的著作，被某些先行者帶有自身理念的價值判斷所遮蔽，造成的後果是，我們既無法對前人的學術用心，有充分的認識。同時，我們對過往時段的學術史實，無法進行兼聽則明的理解與判斷。

　　更多的情況是，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某種思想史的敘事模式裏，將學術大勢嵌入其血脈之中，把注意力放在當時所謂的第一流學者身上。但是我們應當理解，許多映入眼簾的學者，其實是學術界造星運動的產物。就好像演電影寫小說一樣，沒了主角就失去靈魂。然而歷史畢竟是複調的多部合聲，所謂的主流、所謂的學術大勢，某種角度來看，是不是我們自身的學術惰性所造成？畢竟，塑造了主角，掌握了劇情的走向，將複雜的面向簡單化，如此主線明確的歷史走向，在理解上，可以少費後人多少的心思？但是，這種掩耳盜鈴式的認識心態，不是學術進步的健康之道。至少，在個人的研究生涯中，一直避免跟著大潮走，然後人云亦云。勉強為自己的研究形態，用寫小說的模式做點不是那麼恰當的比喻，那就是相較於從主角的視野看世界，我個人則是喜歡番外篇，也就是從某個特定人物或配角身上，觀察這個世界。

　　這本部頭龐大，被出版社編輯嘆為觀止的「小書」，是筆者十年來對清代中葉以降學術觀察之所得。從文稿粗具到全書得以付梓，這過程中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謝謝瑞文、柏霖兩位賢棣，任勞任怨查核文獻之外，常犧牲假日陪我親近臺北郊山，為的是怕我獨攀危險。同時，也要感謝文哲所與臺大出版中心同仁，尤其是紀淑玲小姐在編輯上專業而細緻的把關，讓這部著作能以如此完美的形式面見世人，我的心中滿是感動與感激之情。當然，最需要感謝的，是內子秦云璐女士，每每從她不吝讚美的眼神中，燃燒起對學術以傳世的渴望，讓我得以在高低起伏的人生旅途上，長保清明之心，堅定走出自己的道路。十年一磨劍，我已厭倦了在學術界的東奔西走送往迎來，愛上了在青山之顛俯視蒼茫四野的壯懷與感動。所以，如同方才一再強調的，這本書沒有嵌入什麼特殊的研究方法。就像親近大自然一樣，有的只是自然而然徜徉文本之後，力求以文從字順之勢，儘量貼合歷史語境的視角，將自身的理解與所思所感，展現在世人面前。其中或有對學術藍圖的設想與實際操作之間的不合拍之處，此則有待他日之精進。至於書中所論之或是或非，就有待於讀者的細細品味了。是為序。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摘錄）一、前言唐仲冕，字六幕，晚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長沙）人。作為一個對泰山歷史沿革有深厚研究，在當時史林享有盛譽的學者，唐仲冕與許多他的同輩學人一樣，在清代中葉學壇所留下的聲光身影，到了兩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經模糊黯淡，乏人聞問了。不難想像，造成這樣的結果，往往與後代學者過度依賴前輩「篩選」後的學術史論述作為對前代學術的認識前提，導致對前人如何表現「學問」的認知產生偏差，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如果我們不僅止是藉由經過「篩選」後的乾、嘉論述，而是通過對乾、嘉文人著作的廣泛閱讀，來理解當時的學壇風貌，直觀地體認他們對所謂「學問」的看法，當能看出，不論贊成或反對，諸如唐仲冕、王芑孫、吳錫麒、秦瀛、法式善、石韞玉、張問陶、伊秉綬、陳用光、程恩澤、何紹基以及眾多被「篩選」掉的文章之士，也是共譜乾、嘉乃至嘉、道學壇之聲的重要音符，在眾人的文集中，留下了豐富的線索供後人採擇。所以，我們不但需要適度地把眼光或標準放寬，還要對自己想要理解的清代中葉學壇風貌，有一番出於自身，而不僅是來自於別人描述的想像。這兩項原則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唯有在放寬對清代中葉學壇風貌的想像之後，才能建構屬於自己對乾、嘉乃至嘉、道學術的論述風格。例如，本章論述的主角唐仲冕，就是一個觀察乾、嘉學壇風貌的絕佳範本。出身湖湘，幼年隨父唐煥仕宦山東平陰，以母喪結廬陶山（今山東肥城），因自號陶山居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未及而立的唐仲冕即應邀赴泰安主持泰山書院，教童子以科舉之業。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十歲成進士之前，除了作育英才之外，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修輯《岱覽》之上。由於久居泰山腳下，唐仲冕對泰山的歷史、宗教、地理、名勝、掌故、傳說、文獻乃至各支山情況瞭如指掌，從而培養出扎實的文獻與考據功底，成為日後他預於漢學之流以及校論漢學的學識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