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ＯＯ一年二月，科學家宣布人類基因體中只含有三萬個基因，而不是原先預期的十萬個。這個驚人的衝擊讓某些科學家開始相信，光是基因不足以讓人類成為萬物之靈，我們的獨特性是經由後天教養而來的。於是，生物學界又陷入削足適履的先天與後天爭論中。　　廣受好評的科普作家馬特．瑞德利認為，不斷新出現的證據遠比這個迷思有趣多了。後天教養必須依賴先天的基因，而基因仍需要後天的教養才能發揮作用。基因不只是建造大腦構造的工程師，它也會吸收發展中的經驗，對社會線索作反應，甚至參與記憶的過程。基因對人類心智而言，是原因也是結果。　　在發現DNA雙股螺旋結構的五十年後，《天性與教養》記錄了我們對基因認識的又一新革命。作者細述百年來先天論與後天論者的爭執，解釋人類為何可以同時擁有自由意志，又能受本能及文化的驅動。對於基因如何建造大腦來吸收經驗，《天性與教養》中有最新的精采論述。作者簡介　　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是一位科學家、記者、專欄作家，目前擔任英國新堡國際生命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Life）的主任，他也是紐約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曾入圍六種文學獎項，書著有《紅色皇后》、《德性起源》、《23對染色體》。

十二個大鬍子可恥啊——我說！凡人責怪我等眾神，說我們給了他們苦難，然而事實卻並非這樣。——荷馬（Homer）的《奧德賽》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英國週日報《觀察者》（#Observer#）刊出斗大的標題：「人類行為的秘密已揭曉，環境是決定我們行為的主因而非基因。」這個消息的來源是克萊格‧文特（Craig Venter），他自力設立了一家私人公司來解出人類基因體的全部序列（用他自己的基因為樣本），他的競爭對手是由稅金和私人捐款支持的國際組織。他宣布人類基因體序列——由四個字母所組成的三億序列——將在一週內發表，初步發現人類的基因體只有三萬個基因，而不是原先以為的十萬個基因。　　在這宣布之前，記者就已經拿到一些資料了，只是禁止發表。文特在二月九日里昂的公開會議上透露了訊息，《觀察者》的記者羅伯特‧麥基（Robert Makie）坐在聽眾席上，立刻了解三萬這個數字是打破禁載，成為公眾財產了。他去採訪文特，問他是否了解當他宣布人類基因只有三萬個時，違反了不事先公布的協定。他說他知道，但因為雙方競爭激烈，這已不是第一次文特想辦法讓他自己變成頭條新聞，贏過對方。他告訴麥基說：「人類根本沒有足夠的基因來支持『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說法，人類所展現的多樣化、多元性並不是登錄在基因中，我們的環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看到《觀察者》的獨家新聞，其他報紙也立刻跟進。「基因體的發現震驚了科學家：基因藍圖包含的基因遠比想像中的少——DNA的重要性被削弱了。」這是《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al#）在那個星期天的標題。科學期刊取消了禁令，所以這個消息在全世界的報紙都刊載了。《紐約時報》隔天登載：「人類基因體分析發現，基因數目遠比想像中的少得多。」麥基不但挖到了獨家新聞，文特還搶足了鋒頭。　　這是在創造新神話，事實上，人類的基因數目並沒有改變任何事情。文特的話有兩個不合理的推論，或是說錯誤的結論。第一，比較少的基因就隱含比較多的環境影響；第二，三萬個基因「太少了」，不足以解釋人類的本性，十萬個才夠。就像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的其中一位主持人約翰‧蘇頓爵士（Sir John Sulton）在幾週後告訴我的，只要三十三個基因，每個有兩種可能性（開或關），就足以使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如果投擲一個銅板三十三次，就會有超過一百億種排列組合，所以三萬實在不是個小數字。二的三萬次方已超過宇宙顆粒（particle）的總和。此外，假如比較少的基因代表比較多的自由意志，那麼果蠅就比人類有更多的自由選擇，細菌又比果蠅更多，而病毒就是生物學上的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s，譯注：英國的實證學派大師，1806～1873，著有《自由原理》）了。　　幸運的是，我們不需要這種精密的計算來使人類安心。我們並沒有看到人們在街角哭泣，就因為他們聽到自己的基因只比蠕蟲多兩倍。十萬只是個粗略的猜測，並沒有什麼好堅持的。在一百年來對環境與遺傳的反覆爭論之後，公布人類的基因體序列，恰好可以打破「後天對抗先天」（nurture-versus-nature）中牽強附會的一些想法。這是上一個世紀最沒有改變的學術爭論，它區分了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這項爭論在發現了染色體、ＤＮＡ及百憂解（Prozac，譯注：一種治療憂鬱症的普遍藥物）後，仍然持續僵持。在二○○三年，這項辯論的激烈性與一九五三年（發現基因結構的那一年）或一九○○年（現代遺傳學開始的那一年）一樣。甚至在人類基因體計畫開始時，就被認為是「後天對抗先天」的戰爭。　　有五十多年的時光，理智的學者一直呼籲終止這個無意義的辯論。他們宣稱「後天對抗先天」是錯誤的二分法，是一個已經死亡、結束、無益的題目。任何人只要有一點普通常識，就知道人是這兩股力量交相影響的產物，但是沒有人可以終止這種辯論。在宣稱這種辯論是無益的之後，主事人卻又立刻衝進戰場，開始控訴對方太偏向那一邊。這爭論的兩端是：先天派，我有時稱之為遺傳學家或基因學家；與後天派，我有時稱之為實證學家或環境學家。　　讓我現在就亮出我的底牌，我認為人類行為必須從先天和後天兩者來解釋，我並不偏向任何一方，但是這不代表我妥協，走「中間路線」，就像德州的政治家金‧海淘爾（Jin Hishtower）說的名言：「沒有什麼叫中間路線，在中間的只是黃線和一隻死的穿山甲。」我想要說的是，基因體的確改變了所有的事情，它不是終結辯論宣布哪一邊贏，而是提供非常多的資料讓雙方的差距縮小，最後在中線碰頭。現在對於基因如何影響行為，以及人類行為如何影響基因，將會重新打開爭論，但是它不再是先天與後天的對立，而是先天與後天的交互影響（nature-via-narture）。基因是依據後天的線索而設計的。要能體會到這點，你必須先放棄原有的立場，打開你的心胸。你必須進入一個世界，在那裡，基因並不是木偶的主人，扯著控制你行為的繩子，反而是行為主宰著木偶的命運。你要進入一個世界，在那裡，本能不是與學習對立的；在那裡，環境的影響有時比基因的影響更不能反轉它的效應；在那裡，先天是為後天而設計的。這些看似空調的句子是第一次在科學上出現。我要從基因體的最深處來說這個奇怪的故事，讓你看到人類的大腦是為後天而設立的。我的論點如下：我們越打開基因體的蓋子，基因越受到經驗的影響。　　我想像一張在一九○三年所拍攝的照片，這是一組參加國際會議的男士留影。我說「男士」並不很正確，雖然這裡面並沒有女士，但是有一個小男孩、一個嬰兒和一個鬼魂；其餘都是中年以上的男人，大部分是有錢的白人。這十二個人都留著大鬍子：兩個是美國人、兩個奧地利人、兩個英國人、兩個德國人、一個荷蘭人、一個法國人、一個俄國人、一個瑞士人。　　唉，這是一張想像的照片，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不曾碰過面。但是，就像一九二七年在薩爾未（Solvay）拍攝的著名物理學家照片，裡面包括愛因斯坦、波爾、居里夫人、普朗克、薛丁格、海森堡和戴瑞克，我的十二個人也是一時之選，他們的人類本質理論主宰了二十世紀的科學。　　這裡面的鬼魂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當時他已死去二十一年，也是團體中鬍子最長的一位。達爾文認為可以從猿類的行為中去了解人類的特質，人類行為是有普遍性的，例如微笑。坐在最左邊、背挺得很直的老者是他的表弟法蘭西斯‧高頓（Francis Galton），他當時已經八十一歲，仍然精力充沛，他的兩片八字鬍從臉上掛下來，好像兩隻白老鼠。高頓是極力主張遺傳論的人。他旁邊坐的是美國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六十一歲，留著四方型、亂七八糟的鬍子。他主張本能，認為人類比動物的本能更多。高頓的右邊是一位植物學家，在這個關心人類本質的團體中顯得格格不入，在他零亂鬍子的臉上，深鎖著眉頭，他是狄佛瑞斯（Hugo De Vries），五十五歲，荷蘭人。他發現了遺傳定律，但是有人卻比他更早一步，三十年前就做出來了，這個人便是莫拉維亞的修道士孟德爾（Gregor Mendel）。在狄佛瑞斯旁邊的是俄國人巴夫洛夫（Ivan Pavlov），五十四歲，留著長而灰的鬍子。他是實證主義者，認為開啟人類心智之鑰在於反射反應。坐在他腳旁的，是唯一沒有留鬍子的約翰‧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他把巴夫洛夫的想法變成了「行為主義」，宣稱只要加以訓練，就可以改變任何人格。巴夫洛夫的右邊站著胖胖的、戴著眼鏡、留著鬍髭的德國人克利普林（Emil Kraepelin），以及蓄著整齊鬍子的維也納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兩人皆四十歲，都對以後的精神醫學有重大的影響，將精神醫學從生物層面的解釋導向兩個截然不同的個人歷史觀點。在他旁邊的是社會學先驅，法國人涂爾幹（Emile Durkheim），四十五歲，有著茂密的鬍子，他堅持社會事實在實際上多於部件加起來的總和，跟他意見一致的是德裔美國人（他在一八八五年移民）法蘭斯‧鮑亞士（Franz Boas），四十五歲，鬍髭下垂，臉上有決鬥時留下的疤痕。他堅持文化塑造人類本性，而不是被其所塑造。在前排的小男孩是瑞士的皮亞傑（Jean Piaget），他的模仿和學習理論在二十世紀中葉盛行。在嬰兒車中的是奧地利人勞倫茲（Konrad Lorenz），他使本能的研究再度復活，而且在一九三○年代提出重要的「銘印」（imprinting）理論，他後來留了白色的山羊鬍。　　我並不是說，這些就是研究人類本質最偉大的人，他們也不是一樣的卓越。有很多應該在這照片中出現的人，不論是尚未出生或是已經逝去的，如休姆（David Hume）及康德（Immanuel Kant）就應該包括在內，但是他們去世已經太久了；現代的理論家如喬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漢米爾頓（William Hamiltm）和喬姆斯基（Noam Chmsky）也應該包括在內，但是當時他們還沒有出生。珍古德（Jane Goodall）也應該包括在內，她發現了猿類的個別性。還有一些具有洞察力的小說家和劇作家也應該包含在內。　　但是我要說，這十二個人有個共同性，就是他們都是對的。這並不是說他們是全對，也不是說一直都是對的。我這裡指的不是道德上的對錯，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衝得太過頭，堅持自己的理論，批評別人的立場，甚至有一、兩個人有意或無意地製造了惡劣的科學政策，使自己的名譽蒙羞。但是他們「對」的地方在於，他們在科學上有原創性的貢獻，他們在科學的牆上砌上了一塊磚。　　人類本質的確結合了達爾文的普遍論、高頓的遺傳論、詹姆斯的本能論、狄佛瑞斯的基因論、巴夫洛夫的反射論、華生的聯結論（association）、克利普林的個案歷史論、佛洛伊德的正式經驗論（formative experience）、鮑亞士的文化論、涂爾幹的勞工論（division of labour）、皮亞傑的發展論以及勞倫茲的銘印論。在人類的心智中，你可以找到上述所有的部分。如果沒有包含上述全部，沒有任何的人性是完整的。　　但是，這就是我開始走的新路線，如果把這些現象放在從先天（基因）到後天（環境）的頻譜中，就完全是一種誤導。事實上，要了解上面的每一種現象，你要先了解基因。基因讓人類的心智可以學習、記憶、模仿、銘印、吸收文化、表達本能。基因並非木偶的主人，也不是藍圖。基因也不只是遺傳指令的傳遞者，它們在人活著時具有主動性；它們可以彼此開或關，並對環境產生反應。基因在子宮裡就開始指揮身體和大腦的建構，但在任務完成後便解體，然後立刻依照環境的經驗而重新建構身體和大腦。基因是我們行為的原因也是結果。也許支持環境論者被基因的強大力量和不可避免性嚇到了，竟然沒有察覺到基因其實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