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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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
有廁出租,價高者得﹗
鴉片戰爭後,絲綢重鎮順德與環球絲綢市場接軌,為了提升養蠶桑葉的質量,高價收購香港糞便作肥料,觸發華藉地產商在港擴建商業公廁,高價招租充當糞便收集站。商業公廁主導其時公廁服務,緩解以公帑及官地建政府公廁的壓力。
香港人口密集,興辦糞廁的難度甚高,地主每以臭氣擾人、物業價值受損而反對政府公廁,地產商建的「屎坑」卻持續服務半個世紀。究竟商人運用甚麼策略化解矛盾?政商在城市基礎建設中潛在甚麼張力?環球絲綢市場怎樣左右公廁服務?本書透過政商共謀公廁商品化,探討社會精英運用土地資源在管治上佔有重要角色,為殖民城市管治注入新形態。
本書特色:
1. 本書把公共廁所放大到社會歷史的大環境中去審視,透過社會的發展、人與人及社會的關係,揭示當中的經濟利益關係及土地分配,分析興建公共廁所的社會經濟因素。
2. 本書由作者博士論文修改而成,內容建基於歷史檔案資料,研究由2013年前已展開。本書內容將具真確性及歷史價值,值得研究香港歷史人士參考。
作者簡介
莊玉惜
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同時為香港文物保護師學會專業會員,主要從事城市管治、公共衛生、小販政策、客家社團等研究,並著有《街邊有檔報紙檔》及《香港棉紡世家:識變,應變和求變》等。
獻詞 / i
鳴謝 / ii
引言 政治經濟脈絡下的公廁 / 1
第一章 公廁商品化下的城市管治 / 13
三大疑問:衛生現代性、公共角色階級性、公廁服務持續性 / 15
政商互為依存模式的城市管治 / 37
第二章 土地資源壟斷和公共衛生 / 41
地產市場的擴張 / 43
華籍地產商在公共衛生管治的專屬位置 / 47
被商界綁架或不被綁架? / 55
總結 / 61
第三章 公廁供需和城市管治 / 65
城市公共衛生管治邏輯 / 67
華人--歐洲人健康命繫一線 / 72
殖民公廁:治理華人的「空間技術」 / 82
總結 / 87
第四章 商品化的公廁:集糞便收集站、物業項目和公廁於一體 / 93
以糞養廁 / 96
公廁選址的張力 / 104
地產項目:地產商投身公廁市場 / 110
重疊空間:道德空間和財富累積空間 / 117
總結 / 124
第五章 公廁景觀--地產霸權成就商業公廁 / 137
「勢力影響範圍」:解決公廁投訴的政治方法 / 138
相互緊扣的土地利益和權力 / 147
「勢力影響範圍」對政商關係的政治意義 / 161
總結 / 166
第六章 由政商利益同盟看殖民城市管治 / 179
由資源帶動的城市管治 / 182
沉默的共謀模式 / 187
城市管治下的政商張力 / 191
參考書目 / 203
附錄:縮寫一覽表 / 218
引言 政治經濟脈絡下的公廁經常在新聞報導中看到地區人士羣起反對興建骨灰龕、焚化爐、堆填區等設施,暫且不評論此起彼落的反對聲是否各家自掃門前雪,但有點可以肯定的是不欲厭惡性設施放在家門外乃人之常情。今天尚且如此,為何19世紀時人們竟容得下與臭氣薰天的公共糞廁(只備收集糞便的馬桶,不設沖水設施)毗連而居?究竟當時港英殖民政府是如何提供公共廁所服務的?臭氣撲鼻的糞廁又是怎樣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小島屹立逾半個世紀及至20世紀初?「有食便有拉」,問題雖然很基本卻鮮有觸及,且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殖民政府會引進現代公共衛生設施如水廁,帶領殖民地躍升為摩登大都會。而研究疾病和公共衛生的歷史或社會學學者又往往將重點放在醫院診所,視之為醫治或預防疾病的城市基礎設施(Gogan, 1961; Kisacky, 2017; Lau, 2002; Stanwell-Smith, 2010)。我們不用天天光顧醫院診所,然而大小二便卻是自然生理現象,作為解決普羅大眾的日常需要,顯而易見公廁才是防止疾病和維護公共衛生的最基本設施。隨着城市迅速發展人口高度集中,在家廁未盡普及的年代,公廁絕對是「大部分不富裕人士,慣常和唯一解決日常生理需要的設施。」(Greed, 2003: 32)常常有人好奇地問為甚麼研究公廁?想了解公共衛生抑或殖民現代化(Colonial modernization)?衛生議題固然重要,不過本書的研究並不局限於此,而是更多地觸碰到殖民政府和華籍地產商在城市公共衛生領域潛藏的政治和經濟張力,如何既競逐城市空間 (Urban contestation) 又合力將公廁商品化,由地產商主力提供公廁服務,為殖民城市管治 (Urban governance)注入新形態達至殖民共治。將公廁簡單化為衛生設施或將之視為體現殖民現代化的政治象徵,顯然無視在華洋雜處且致力發展地產市場的香港設立公廁的複雜性,交織着種族和階級的矛盾。屹立鬧市,公廁絕對是殖民政府和本地商界競逐城市空間的角力場所,這豈止是純粹的公共衛生命題,更涉及廣泛的政治和經濟範疇(Anderson, 1995; Brunton, 2005; Hamlin, 1988; Jackson 2014; Penner, 2013; Yeoh,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