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如，1922年9月8日生於哈爾濱，原名吳同寶，原籍安徽涇縣茂林。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8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九三學社成員。系著名書法家吳玉如之子。 吳小如1932年隨父遷居北平，1932至1934年在私立匯文一小讀書，1935年在私立育英小學畢業。1935至1936年升入私立育英中學，趕上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由於其父1935年回到母校南開大學任教，他便於1936年秋轉入天津南開中學（初中二年級）。翌年7月，抗日戰爭開始，全家遷入天津租界，輟學一年。1938年以同等學歷考入天津私立工商附中高中，1941年畢業，升入私立工商學院商科會計財政系。1943年先後在天津私立達文中學、志達中學、聖功女中等校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又重新讀大學，考入私立燕京大學文學院，不久即離去。1946年夏以商科二年肄業學歷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為插班生，1947年又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肄業，至1949年才於北大中文系畢業。 1949年至1951年，在天津津沽大學中文系任教員。1951年秋，到燕京大學國文系任助教。1952年進行全國大專院校合並調整，留北大中文系任講師。一直干了近30年。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也開設過中國小說史、中國戲曲史、中國詩歌史、古典詩詞、散文等課程。1980年晉升為教授。1982年末，調到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任職，1991年退休。1992年2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他還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楹聯學會顧問、《燕京學報》常務編委。1953年在北大參加九三學社。 他在業余時間曾為中華書局義務編過一年《文史》（1980—1981）。業余愛好為戲曲（特別是京戲）和書法。 吳小如著作頗豐。1945年開始發表作品。已發表小說、戲劇及詩詞研究著作十余部。1955年即出版了《中國小說講話及其它》，後來又出版《古典小說漫稿》以及與人合撰的《小說論稿合集》。對話本小說、武俠小說、諷刺小說、公案小說也寫過一些專題論文。對戲曲寫過《台下人語》、《京劇老生流派綜說》和《吳小如戲曲文錄》（曾獲北京大學優秀文化著作獎）。對古典詩詞的研究成績卓著，先後出版了《詩詞札叢》、《古典詩歌習作與欣賞》、《古典詩文述略》等專著。還出版了《古文精讀舉隅》、《書廊信步》。此外，屬於綜合類的有《讀書叢札》，先後在香港、北京兩地出版，是較有見地的著作。另外有一本《中國文史工具資料書舉要》，也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兩地出版，受到好評。近年出版的還有《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吳小如卷》、《莎齋筆記》、《今昔文存》、《讀書拊掌錄》、《心影萍蹤》、《常談一束》等。

卷一 梁惠王上卷二 梁惠王下卷三 公孫丑上卷四 公孫丑下卷五 滕文公上卷六 滕文公下卷七 離婁上卷八 離數下卷九 萬章上卷十 萬章下卷十一 告子上卷十二 告子下卷十三 盡心上卷十四 盡心下

這本小書實是即興之作。因此要談一下緣起。 近些年來，久被淡忘的「國學」一詞忽地「熱」了起來，不止一位青年朋友曾以此垂詢:什麼是「國學」?為了找答案，我也多少瀏覽了一些時賢論著，發現不少專家學者並不以此為然，認為這個概念大而無當，不宜提倡。追根溯源，「國學」之名蓋始於晚清，是對「西學」而言的。其實它的內涵並不出清人治學的范疇，即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之論是也。義理之學大概近於哲學思想；考據則以文字、聲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之學為主要內容；而辭章之學，則基本上指古典文學作品，當然也包括以古典文學為討論內容的文論、詩話、詞話、曲話之類。用舊的說法，所研究對象不外經、史、子、集四大部類；用「五四」以后的說法，則研究中國古代文、史、哲三大門類的學問皆可屬之。此外別無深文奧義。我這種說法，未免又是老生常談，說了等於不說；但「國學」一詞，原本就是舊有的，不管你再怎麼說，也說不出新鮮花樣來。它既對「西學」而言，當然是土生土長的東西；而東漸之「西學」，總歸是十九世紀末才對我國傳統學術產生影響的學問，當然應屬於「新的學問」。然則所謂「國學」，除了區別於「西學」之外，還含有「舊學」的意思，即章太炎以下諸賢所謂的「國故」。不過清末民初以來不少學者大都留過學，遠者到過歐美，最近的也到過日本，所以他們的治學方法畢竟沾了若干「洋」氣，因之研究成果亦不同於清代未出國門一步的學者。代表人物如嚴復、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等人，他們的著作，終有別於乾、嘉、道、咸以來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孫、孫詒讓諸家的學術模式。此蓋時代轉變、社會發展導致學術風氣使然，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凡今天被稱為「國學大「幣」的，倒是王國維、陳寅恪以及胡適等人，而清代不少有成就的朴學家，反未被戴上這樣的桂冠。可見「國學大師」也者，乃指在新對代研究「舊學」的某些代表人物了。 說到這里，我倒想替自古以來直到清代的一大批所謂朴學家說幾句話，即「五四」以來的新派人物動輒說治「舊學」的人「不科學」，而他們從西方學來的治學方法才是「科學」的。這話不免有失偏頗。如胡適一方面表彰清儒發現一個字的正確講法不啻天文學家從宇宙間發現一顆新星，一方面又自詡他本人的考證學問才是真正「科學」的，好像歷史上的多少名著、多少學人都不懂科學方法。其實照我這讀書不多、一知半解的人的認識，只要站得住腳、未被歷史長河所淘汰的古今傳統名家名著，不論從思想內容還是看問題的視角來觀察，都或多或少符合或包含着辯語法。如《周易》、《道德經》、《孫子兵法》等書不必說了，即先秦諸子與歷代有眼光有遠見的史學著作，如「前四史」和《資治通鑒》等，亦莫不如是。我認為，辯證法的發展乃是與人類社會發展同步的，我們不能輕易說古人不懂科學，更不能說他們的著作中沒有辯證法。如果較真，以胡適本人的言論和著作為例，不科學的地方卻所在多有。只就他說中國文言文是死文字這一點而言，就是很不科學的。這話說遠了，姑不詳論。 既然今天社會上對「國學」又「熱」了起來，於是隨之出現了另一問題，那就是提倡「讀經」，多數人且認為應當「從孩子抓起」。這一點我卻不敢苟同。理由至少有三點：一、所謂「經」，一般指儒家經典，但「五經」、「四書」對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制的中小學生來說實在不容易讀懂。如果一定要讀，師資首先就不易解決。因為現在中小學教師本身讀過「五經」、「四書」的就不多，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二、嗣今天的琨光看，對於我國傳統古籍可奉為經典者實不僅限於儒家的「五經」、「四書」，有人就提倡讀《老》、《庄》，還有人認為《史》、《漢》亦屬於傳統經典。朱自清先生的《經典常談》所談就不限於「五經」、「四書」。從數量講，今天所謂的「經典」的內容要比儒家的「五經」、「四書」增加了不知多少，中小學生實在吞咽不下。三、所謂讀懂讀不懂，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先克服語言文字上的障礙。而我們的文化人（遠不止中小學生）對古漢語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不客氣地說，基本上已處於「斷裂」狀態。要說讀經，恐怕先得補習一些有關古漢語（即所謂「文言文」）方面的文化課。僅這一點就是成年人也會吃不消，何況初中以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