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良佐先生目前已自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退休，他的研究領域為中國農業史與科技史。本冊所選＜從春秋到兩漢我國古代的氣候變遷─兼論《管子‧輕重》著作的年代＞與另篇＜再探戰國到兩漢的氣候變遷＞，是針對竺可楨在1972年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而來，竺氏利用物候資料研究氣候變化，認為春秋時期到公元初是溫暖期，東漢則趨于寒冷。陳先生對此提出反駁，他根據冬麥收獲期與播種期，以及文獻中陰陽失序和特殊氣候的記載，認為從春秋到漢景帝是溫暖期，武帝至宣帝間為進入寒冷期的震蕩期，漢元帝以後的百余年為低溫期，至東漢明帝才略有改善，桓帝以後又再度惡化。至于《管子‧輕重》的寫作年代，據物候所見，約當在戰國中期或中期以前。 許倬雲先生是中研院院士，長期在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任教，並歷任國內外各著名大學的講座教授。其專長為中國古代史與社會經濟史，本冊所選＜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與姊妹作＜漢代的市場化農業經濟＞都在考察農業與市場的關系，其更完整的論述則于英文專著中表達(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20)。許倬雲認為，隨著漢代人口與耕地比率漸趨失衡，為了解決糧食生產問題，勢必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代田法、區種法及各種農書的出現，顯示漢代農業已朝向精耕細作方向進展，並使部分生產專業化、商品化，而由近村貿易發展為一個貿易市場網，甚至逐級提升至全國性的經濟網。但是商業活動的水平隨著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如國家分裂，則此貿易網就會逐步縮小。 劉淑芬女士是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研究範圍是中國都市史與六朝史。＜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檢討做為六朝財賦重地的浙東地區，其開發情形及移民的貢獻。作者認為，浙東地區在漢末移民潮來到之前，部分地區業已開發，寧紹平原尤其吸引北方移民來此定居。而三至六世紀的浙東，水利興修，城市增加，制造業興盛，農業發展，運輸線暢通，莊園產品出售求利，使商業蓬勃發展，國內外貿易開展。漢末、永嘉兩次移民，提供當地勞力與資金，有助浙東的繁榮。北方大族與土著大族在經濟利益上也沒有嚴重沖突，甚至可能攜手合作。 嚴耕望先生是已故中研院院士，其研究範圍包括漢唐制度史與交通史。其大著《唐代交通圖考》已出版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河南淮南區等六卷。嚴先生論著的特色是體系周備嚴謹，考證功夫細密，本冊選文＜天寶荔枝道考＞即可見一般。據白居易說法，荔枝采摘三日而色香味俱變，若貴妃欲嘗鮮，則由怔州飛驛入長安較為合理。其路線為自怔州治所怔陵縣取蜀江水路三百五十里，至忠州治所臨江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治所南浦縣，又直北取陸路小道一百六十里至開州治所盛山縣，又直北經通州之宣漢縣，越巴山山脈，至洋州治所西鄉縣，蓋凡八百四十里。又東北取子午谷路，越大秦嶺，入子午關，約六百三十里至長安。共凡二千二百四十里。按唐代規制，急驛日行五百里，為貴妃嘗新，飛騎日行近七百里，三日而達長安，超乎規制最大之速度。 趙岡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經濟系的教授，退休後曾任職于中華經濟研究院。趙先生以研究明清經濟史為主，也有不少通論性的專著。本冊所選＜唐代西州的布價──從物價看古代中國的棉紡織業＞，其實是對其大作《中國棉業史》棉花的生產與種植傳入中國千余年，仍未能在內地廣泛傳播，提出的一個補充解釋。這篇文章所使用的物價資料，是出自吐魯番地區的一分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雖然中外學者對這分文書已有不少研究，卻鮮有人注意到所載物價中隱含的另層深意。趙岡從一斤棉花價值比一尺粗布價值還低，但細紲中估為次紲、粗紲中估的2-4倍多，判斷當時種棉容易而織布難。又由細紲三等價格變動不大，而另兩種紲布之價格變動大，推測細紲為奢侈品，次紲、粗紲為一般商品。因棉花須有獨創的紡織技術，導致生產成本高，在市場上難與絲麻相競爭，故流通不廣。 羅彤華女士任職于政治大學歷史系，近年之研究重點在唐代民間借貸、官方放貸與國家財政問題。本冊所選＜唐代和糴問題試論＞，在探討政府如何用和糴之法，靈活調度糧谷，以補充財政之不足，文中並針對和糴的功能、操作法、糴本等議題提出看法。作者認為，和糴功能由由西北供軍延伸向京畿官用及平價、備荒之民用，其操作法亦因此由只糴不糶，既而兼行既糴且糶。糴本的多寡有無視時局與財務狀況而定，可分為發展期、匱乏期、雙軌期、崩解期四個階段。政府能否順利取得民間剩余谷物，加價收糴是否對商人具吸引力，也是和糴成敗的關鍵。文中還論證敦煌文書里交糴、和糴的關系，認為交糴是軍倉利用估價價差，造假帳牟利的方式，是和糴的弊端之一。 梁庚堯先生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是宋史與中國社會經濟史。＜南宋的社倉＞一文，在探討該種社會互助制度的淵源與發展。作者認為，朱熹一方面體驗到農村糧食問題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再方面發揮理學家的社會理想，故創立社倉。社倉在朱熹及其門人和理學同道的推行下，廣及全國各地。社倉的經營具多樣性，有貸放式社倉，即以田產作社倉貸本，藉田租收入取代利息；有平糴式社倉，系對無田細民賑糶，勸導富家設義廩；也有結合社倉、舉子倉、義役等社會互助組織，使同一經濟來源透過不同方式，濟助農家生活。政府對社倉的控制雖然日益增強，但社倉的民間性仍維持不墜，在鄉居士人的主持管理下，發揮穩定農村社會的作用。 王德毅先生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是宋史與史學史，也編纂不少史料工具書。本冊所選＜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在介紹李椿年于南宋紹興十二年至十九年所提出的土地經界法，並檢討經界的實施情形及所衍生的弊病。文中述及李椿年倡行土地經界的始末、土地形狀及計畝之法，與施行過程。作者認為，土地經界的立意雖好，卻無法順利推行，因為像李椿年這樣通曉經界又能任勞任怨的官員究屬少數，反之，沮壞經界者不少，危言聳听者亦多，諸縣在推行此法時簿籍堆積，圖表甚鉅，費用耗繁，亦使政策無法順利推展。經界法是整理土地、均平賦役最有效的根本辦法，但經界後賦稅仍不均，究其原因，還是由于官吏的好逸惡勞，不肯切實執行。作者認為經界之害小而力大，對李椿年的土地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 趙雅書先生甫自台灣大學歷史系退休，研究範圍是宋史與中國經濟史。作者對宋代的絲織業很有研究，＜宋代以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入與支出情形＞一文，是從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支方面，觀察其在官方的用途。作者指出，絲織品在宋代每年都有大量的賦入，但絲織品的收支常不能平衡。絲織品的支出用途主要有五︰(一)軍人衣料，(二)恩賞、賜物、郊祀、聖節，(三)官員俸祿，(四)糧草市糴，(五)歲幣、歲賜。宋代絲織品的的賦入與支出數額都很龐大，但如何平衡收支，成為財政上的一大難題，只有求助雜稅的收入。兩宋是一個絲織業極其發達的時代，本文的討論是以中央集權的王朝為背景，以官方用途為主，若再加上民間市場的消費，則宋代絲織品的生產總數，還要遠超過估計。 蕭啟慶先生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台灣)清華大學講座教授，作品很多，最新的結集為《元代史新探》。收錄在本冊中的＜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一文為其早年(1972)的作品，曾經被收錄到不同的論文集中，並且一直都是大學課程的指定閱讀作品。本文受到重視，主要的原因是它以宏觀的角度，檢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在怎樣的條件下要「南下牧馬」、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如何互動？見解精闢，是入行必讀之佳作。 徐泓先生為台大歷史系博士，主要研究範圍為明代史，關心歷史教育，曾經擔任多項學術行政工作。收在本集子的＜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1975年發表)厘清明代鹽政的重大變革，指出明初原先實行的官賣制與通商制實行過程的波折，導致明代中期「運司納銀」制度的普遍施行，此後形成邊商、內商與水商分工銷鹽的局面。同時也點出新的制度所產生的大資本家以及新安商人、山商人在中國鹽業上的崛起。觸及資本、商人與鹽業等重大問題。 林麗月女士為台灣師範大學博士，主要研究範圍亦為明代史，目前擔任師大歷史系系主任。她的＜《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這篇文章，主要在探討明代中葉松江府人士陸楫(1515-1552)所提出的＜禁奢辨＞一文。一般學者引用陸楫此項作品，都求諸《紀錄匯編》。林女士一方面找出陸楫的文集，指出其原始出處，同時還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分析陸楫發明「反禁奢」思想的時代、環境與家庭因素；一是梳理出「反禁奢」思想的流衍狀況。可以說，就「反禁奢」這件重要的經濟思想而言，重建了再清楚不過的歷史進程。 張彬村先生畢業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目前任職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的重點為中國海洋史與中國經濟史。收錄在本集中的＜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與後果＞，中點有二︰一在分析「貞節」這樣的觀念，如何透過政府與儒者的作為，在明代成為民間的一項重要的倫理道德標準；另一點則將福建一帶人出海謀生，將家室留于故國，而一旦身在海外遭遇不測，家人(特別是婦女)如何自處？學界對美洲白中國財政、經濟上所發揮的作用已有相當的理解；本文別闢蹊徑，把民間社會的婦女問題拉進來討論，極具參考價值。 劉翠溶女士自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在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任職多年，但也長期在台大歷史系授課。她的代表性領域為人口史及環境史，已如前述，而這兩組議題的作品也比較多人閱讀。因此，征得劉女士同意而收錄在本冊的論文＜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的檢討＞或許有助于讀者對其研究範圍之廣泛的理解。本文主要以《大清會典事例》及地方志為素材，利用數量方法，檢證清代常平倉及其它公共糧倉在平抑米價以及賑濟災荒上所呈現的功能。 陳國棟的研究志趣在清代前期的海洋貿易史。碩、博士論文分別處理粵海關及廣東行商。由于2002年四月之前，任職于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配合該所建議，改作中國帆船貿易研究。隨後因緣時會，也發表了一些環境史、經濟思想史等方面的作品。收在本集子的＜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一文，為其博士論文的摘要。原論文系以英文寫成，篇幅甚長，因此在1990年時發表這份中文稿子。讀者或可從當中發現對中國涉外經濟史言，可開發的西方史料，還是個無盡的寶藏。 王業鍵先生早年就讀于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師事全漢升先生。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了幾年，然到就長期赴美，任教于肯特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1994年自該大學退休返台，從事教學與研究。他的研究範圍完全集中在明清與近代的經濟史，著作繁伙。中文專書有《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他的大部份論文也在最近結集成《清代經濟史論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共三冊，前兩冊收錄中文作品。本次選錄的＜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米價市場的整合性分析＞，雖然也已經收錄該論文集，可是物價研究畢竟是王先生研究之精萃，而本文恰能代表他的重要成就。本文作者共同列名的尚有陳仁義和周昭宏兩位先生。前者是一位統計學家，後者是王先生的助理。這點也同時說明了王業鍵先生帶給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技術努力。

出版說明 總序…………邢義田 導言…………羅彤華 陳國棟 從春秋到兩漢我國古代的氣候變遷 ——兼論《管子‧輕重》著作的年代…………陳良佐 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許倬雲 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劉淑芬 天寶荔枝道…………嚴耕望 唐代西州的布價 ——從物像看古代中國的棉紡職業…………趙岡 唐代和糴問題試論…………羅彤華 南宋的社倉…………梁庚堯 李椿年與南宋土地經界…………王德毅 宋代以絲織品作為賦稅的收入與支出情形…………趙雅書 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 蕭啟慶 《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林麗月 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徐泓 美洲白銀與婦女貞節︰1603年馬尼拉大屠殺的前因後果…………張彬村 清代倉儲制度穩定功能之檢討…………劉翠溶 論清代中葉廣東行商經營不善的原因…………陳國棟 十八世紀東南沿海米價市場的整合性分析…………王業鍵、陳仁義、周昭宏

為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台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現。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為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台灣學者的或在台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復收入。為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為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為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近期出版者為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余年的 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台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台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為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台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台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1949年前後來台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台灣的學術園地如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原稱師範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從1949到1987年解除戒嚴，台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如此隔絕的環境下，台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台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詣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裹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听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听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台灣，生活艱困，為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為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餒釘補注；或速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台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系。新生的一代同樣為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台，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台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為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為建立理論立下更為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台灣恢復出刊，成為台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台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為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1V，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台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 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系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寶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台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台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布，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源源而人。以台大為例，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啟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人書庫，復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听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l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A．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J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听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听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andRulersSocialForcesinMedieval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Wolfram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志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為主的《思與言》雜志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為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盡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莊，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 風靡一時，無數的心靈為之擺蕩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志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沖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台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蕩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台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為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台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系。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 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Weber)和法國年鑒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鑒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鑒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台，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 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梁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台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 曾影響台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裹說︰“回顧五十年來台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