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9)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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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9)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
本期《思想》的專欄為「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李明輝教授的〈省思中國哲學研究的危機??從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談起〉,說明中國哲學研究的兩個錯誤:第一是將中國哲學納入西方哲學的概念架構裡。第二則是反其道而行,將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完全分離,以期保持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或特殊性。何乏筆教授的〈跨文化動態中的漢語哲學〉,提出探討:以傅柯的考古學方法,凸顯牟宗三在修養論與現代性關係方面的盲點;以牟宗三的跨文化運作,則可走出傅柯封閉於歐洲哲學範圍內的傾向。至於沈享民的〈從後設思考的取向思考中國哲學研究——兼論所謂「反向格義」〉,則借用「哲學在中國」與「中國式的哲學」兩概念,來分析中國哲學成立的問題。從普遍哲學的「哲學在中國」,滑轉擺盪至傳統義理之學的「中國式的哲學」,本文討論各自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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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危機與出路
李明輝 省思中國哲學研究的危機
何乏筆 跨文化動態中的漢語哲學
沈享民 從後設思考的取向思考中國哲學研究
林月惠 走向對比視域的中國哲學研究:從基本能力的訓練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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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中國哲學研究的危機從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談起李明輝* 前(2006)年年底,筆者先後在深圳大學出席了「『中國哲學』建構的當代反思與未來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出席了「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研討會。前者探討近年來在大陸學術界熱烈討論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正當性)問題」。後者顧名思義,是探討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參加了這兩個研討會之後,筆者發現:與會者在這兩個研討會中的發言內容有高度的重疊。這反映出一個顯而易見、但卻未受到充分注意的事實:由於「中國哲學」這門學科是在西方哲學的參照背景下建構起來的,今日的中國哲學研究根本無法迴避它與西方哲學的關係。 隨後於去年元月,筆者出席了國科會哲學學門委託淡江大學舉辦的「中國哲學之教學與研究」論壇,並發表引言。國科會近年來有關專題計畫申請與補助的統計資料顯示:在臺灣的哲學界,中國哲學研究相較於西方哲學研究,正在日益萎縮中。有鑒於此一危機,國科會哲學學門主動規畫了這個論壇,邀請國內與中國哲學之研究與教學相關的學者與研究生出席,共同探討問題的癥結,並謀求解決之道。這個論壇的主題與上述兩場研討會的主題也有高度的重疊,故可以一併加以思考。本文係以筆者在該論壇發表的引言為基礎,加以擴充而成。「中國過去是否有哲學?」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在中國,清末以來便不時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在西方,自十七世紀的啟蒙運動以來,亦不乏哲學家與漢學家討論這個問題。1949年以後,在臺灣、香港及西方,這個問題雖未成為熱門議題,但仍不斷有學者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譬如,在牟宗三先生1963年出版的《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第一講便是〈引論:中國有沒有哲學?〉。在此,他強烈反駁「中國沒有哲學」之說,但同時強調其重點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哲學特重主體性,是以生命為中心。這個問題之所以出現於二十一世紀初的大陸學界,實非偶然。從1949年起,中國大陸經過三十年的自我封閉之後,於1970年代末期重新對西方世界開放。在往後的二十年間,大陸的知識界面對西方文化的直接衝擊,產生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其實便是一個自我定位的問題。臺灣與香港當然也有自我定位的問題,但由於這兩個社會始終未曾斷絕與西方世界的聯繫,故可以較從容地面對這個問題,中國哲學的正當性問題,也因而並未成為熱門的議題。眾所周知,「哲學」一詞並非中國固有的名詞。日本學者西周(1829-1897)在1866年出版的《百一新論》中首度以漢字將希臘文的philosophia一詞譯為「哲學」,其後為中國知識界所廣泛採納而沿用至今。再者,直到清末為止,在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中並不存在「哲學」這門學科。即使在西方,哲學之成為一門學科,也有待於近代大學體制之建立。在十九世紀初,清廷開始模仿西方,建立現代的教育體制。1902年清廷頒布各級學堂之章程,成為「欽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章程」。1903年清廷命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重新擬定各級學堂章程,而成為「奏定學堂章程」,於次年頒行。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學制。「奏定學堂章程」將哲學科排除於高等學堂的課程之外,引起王國維(1877-1927)的批評。他於1903年發表了〈哲學辨惑〉一文,在文中強調:一、哲學非有害之學;二、哲學非無益之學;三、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四、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五、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王國維可說是近代中國最早主張將「哲學」這門學科納入高等教育體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