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人類願望史」。知名隨筆、傳記作家止庵深入探討義和團運動，呈現國民整體精神狀態的力作。《神拳考》的寫作，既不為介紹義和團這一歷史事件的始末，也不意圖對其作出評價；而旨在將這段歷史置諸文化批評項下，對當年的種種「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予以剖析，從而揭示這一運動中國民的整體精神狀態，並觸及更深層次的文化本質問題。止庵，本名王進文，隨筆與傳記作家。一九五九年生於北京。有《惜別》、《周作人傳》、《神奇的現實》、《樗下讀庄》、《神拳考》、《老子演義》等二十余部*作，並編訂《周作人譯文全集》、《周作人自編集》、《張愛玲全集》、《魯迅*譯編年全集》（與王世家合編）等。

新序原序神拳考引用書目

新序這本書有過不止一個名字，現在決定叫「神拳考」。這里「神拳」並不單指一八九○年代末魯西北那個以此為名、實為義和團前身的組織，而是貫穿義和團運動始終，如其揭帖所雲的「神助拳」這回事兒；至於「考」，雖然也有「考證」的內容，更多卻側重於「考察」。依我之見，「拳」為何「神」，又是否「神」，誠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關鍵所在。這個書名還有一層意思：我寫的並非一本介紹事件本末，進而作出歷史評價的書；而應該——容我不揣冒昧地指出——歸在「文化批評」項下。關於本書所涉及的一段歷史，別人已經談論很多，我沒有興趣重復，也不想做翻案文章，我希望根據現有的材料另外說點什麼。文化批評並不取代歷史評價，甚至不影響歷史評價；但反過來說，文化批評也不應為歷史評價所左右。這里用得上的關聯詞也許是「盡管……然而……」，而不一定是「不但……而且……」。文化批評與歷史評價的着眼點有所區別，也不具有同一目的，然而與其說它們是在不同方向，不如說是在不同層次——如果持此眼光，彼此就不會抵牾，抑或還能相互補充。我寫這本書用的材料都是當年的上諭奏稿，函牘文告，筆記雜錄之類，一總有七百多萬字。翻看一遍，我發現其中不少內容為后來的史家所視而不見，或忽略不計。如榮孟源在《義和團史料》的序中說：「資料不是偽造的，但所記事跡未必完全真實。在義和團自己的文獻中就有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前半句是空話，后半句卻說明了義和團運動興起的真情。」作為史家如此看法其實情有可原，因為在他們眼中，歷史所呈現的應該是一系列針對我們的意義，決定是否值得記錄的標准即系於此。然而除此之外，歷史也許還呈現給我們一些別的東西。也就是說，真實未必只有一種；而且，不同種類的真實未必不能並行不悖。多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部「人類願望史」或「人類信念史」之類的書，這應該是與通常的歷史並行的另一種歷史，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不是后人賦予的意義，而是當事人的動機。我更感興趣的是當年人物想干什麼，以及他們因此——而不是為了多年之后的我們——干了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講，《神拳考》可以算作計划中的這部書的一個片斷，至於我能否完成整部作品，或除此之外能否寫出別的片斷，尚在未定之天。回頭想想榮氏的話，我覺得從一種角度看是當年人物的「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從另一種角度看也許並非如此，可能正是值得重視的原始材料；因為「假話、空話、大話和我們不能懂的話」正體現了團民的某種願望和信念。而這些願望和信念在釀成這一事件，或者說造就這段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其實不可低估。這也就是我曾經說過的：如果沒有「神助拳」，還有沒有「義和團」。義和團要是事先知道自己法術不靈，他們是否還會那麼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眾要是事先知道義和團法術不靈，是否還會把希望——至少是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正是從這一想法出發，我寫出了《神拳考》。當年完成書稿之后我曾說：這幾年逐漸形成一種與思想和文章有關的看法，即不輕易接受別人的前提，也不輕易給別人規定前提。輕易接受前提者，往往認為別人也該接受這一前提；輕易規定前提者，原本接受的就是別人的前提，所以兩者是一碼事。我希望自己能夠避免這個毛病。我寫這本書，受到不少曾經讀過的作品的影響，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勒龐的《群眾心理學》，等等。有關義和團的作品也讀過一些，包括此書完成之后才讀到的狄德滿著《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沖突》、佐藤公彥著《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它們和此前讀的周錫瑞著《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等，都使我對那段「通常的歷史」了解得更清楚，更詳盡，但這與前面所說那種影響畢竟有些區別。相關著作中，令我深感共鳴的是柯文著《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雖然我讀此書也在完成《神拳考》之后。《歷史三調》與其說是一本研究義和團的書，不如說是一本以義和團為例探討研究歷史的方法的書。我認為，我們可以參考別人的方法，卻不能沿襲別人的結論，尤其不能把別人的結論當作自己研究的前提，——否則的話，研究也就不成其為研究了。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