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轉變是帝制的結束。這項改變使得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思想產生複雜的現象。其中，辛亥革命後的一群人物——清遺民，他們的政治認同和態度格外值得關注，是選擇舊體制、抗拒新時代新思潮的代表。這些人包括有晚清變法派的康有為、發動復辟事件的張勳、以行事「怪異」而聞名的辜鴻銘、翻譯西洋文學的林紓、影響現代中國史學的羅振玉和王國維、詞學家朱祖謀和鄭文焯，以及成為「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
　　本書透過遺民在民國後的活動和儀式、個人╱集體的著作書寫、政治主張和思想，還有輿論角度下檢視的形象及其變化，探討他們的行為與動機。作者希望理解近代中國自傳統邁入現代後，如何從王朝專制邁向民族國家的歷程，還有內在變化的動力。
作者簡介
林志宏
　　1970年生於台北市萬華區。輔仁大學歷史系學士，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曾在台灣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兼任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史學史、學術史，著有論文及書評等十餘篇。

緒論
異鄉偏聚故人多：活動範圍
前言
京津
青島
上海
廣東及港澳
其他海內外各處
小結
出或處：政治抉擇及其象徵性儀式
前言
易代之際的生計與政治選擇
衣著、曆法、髮辮等認同行為
奉安、萬壽祝嘏等政治性儀式
主張帝制與復辟
小結
文化政治：書寫中的自我認同
前言
《清史稿》和王朝的最後記憶
《元廣東遺民錄》透露的反種族觀
《碑傳集三編》的纂輯
其他幾種表達認同的書寫
小結
重建社會秩序：政治與文化的議論
前言
「五代式民國」下道德的焦慮
讀經書以明人倫
尊孔及立國教的構想
「共和」之辨
小結
「國故」與「遺老」：學術的挑戰及去神聖化
前言
亡清遺臭在人間
典範轉移與史學中立
「敝屣一切，還我自由」
小結
身體終結與記憶的開始：以王國維之死為例
前言
「殉清」
公共輿論
「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小結
王道樂土：情感的抵制和參與「滿洲國」
前言
來自赤化之憂患
國家和朝廷的兩難
鄭孝胥的轉向和建立烏托邦
「王道」思想及其批評
小結
結論：追尋「現代」中國
清遺民基本資料表
徵引書目
圖表目次
圖1-1 梁鼎芬於崇陵種樹的照片
圖1-2 沈曾植贈予西本省三之「太平人語」題字
圖1-3 癸卯、甲辰科同人敘於香港學海書樓
圖2-1 鄭孝胥題書的「鳳祥號」大字宣傳品
圖2-2 繫有髮辮的錢振鍠為人鬻書賑災
圖2-3 《申報》刊載章梫鬻書啟事
圖2-4 康有為與家屬、親戚及門人合影
圖2-5 隆裕太后奉移時沿途觀看者之擁擠情形
圖2-6 梁鼎芬致陳寶琛手札
圖3-1 汪兆鏞致□柔仲信函
圖4-1 《孔教會雜誌》封面
圖5-1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原稿
圖5-2 李煜瀛題「故宮博物院」之匾額
圖6-1 王國維遺囑
圖6-2 清華國學院的同學徵求輓聯哀詞信函
表6-1 《順天時報》兩篇王國維報導的比較
圖7-1 建設「王道樂土」
圖7-2 冷口長城斷面的「王道大滿洲國」字樣
圖7-3 《孔學會會刊》中填字徵答來進行教化

遺民史的回顧我們知道，「遺民」之所以成為中國歷史特殊的命題，與它涉及到傳統士大夫對君王忠誠的態度有關。近人的分析指出：中國最遲至春秋戰國時期，「忠」的觀念已經相當普及，不僅看做是一種美德(如《左傳‧成公十年》：忠為令德)，而且也是被人們肯定的德行準則(如《左傳‧文西元年》：忠，德之正也)。「忠」經常與「信」的表現相互依存，兩者成為崇高的道德理念。伴隨先秦各國激烈的戰爭，荀子(約313-238B.C.)更以「通忠之順」，將「盡己」的精神轉化為「利君」觀念，忠臣形象成為後世效法的楷模對象。 遺民概念即根據「忠」的準則出發，但此名詞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際，最具體的例證即程敏政(1445-1499)編有《宋遺民錄》一書。在此以前，宋代可說是一段形塑關鍵期。由於兩宋與來自北方的遼、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長期對峙，加上女真政權奪去華北漢族居地，使得當時人們在強烈的「夷夏之防」心理和「恢復」情結下，逐步增強「忠」的意識。此外，程朱理學在宋代大行其道；因此，凡是任官前朝的人，不應當繼續改仕新朝，此一「道德約束」獲得大力提倡和強調，也變得更為抽象和普及。 綜觀學界遺民史的研究，成果可謂豐碩，特別是宋、明兩代遺民，討論尤多。主要因素在於：關於宋、明遺民史料，和強調「夷夏之防」不願屈於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與「異族」的統治有關，所以極早已被有意識地保存下來。就個人初步觀察，目前大致研究的成績，約可區分為三類：首先是仔細分析這兩代遺民的詩作、書畫，包括透過他們的作品，進一步呈現其思想與政治意態。由於此方面的研究易於進行，是以成果亟多，當中頗有以單獨著名的人物探討，或歸納成群體、地域來分析，方法上兼而有之。 其次，討論宋、明遺民的出處態度和行動，甚至涉及到他們呈現的儀式，相關研究也不少。 當然亦不乏從遺民的人際網絡，嘗試釐清他們的政治態度。 最後則從兩代遺民所代表的士人動向，來看改朝換代時的政治文化。 宋、明遺民的研究可說行之有年。其中，「史學二陳」陳垣(1880-1971)、陳寅恪(1890-1969)成書極早，深獲著名，研究方法也屢引他人借鏡，迄今仍為重要著作。類似採取陳寅恪的途徑進行的，譬如余英時，以方以智(1611-1671)為個案，考察方氏作品，企圖掌握那些隱晦難現的詩文，發覆遺民心境；該書頗獲錢穆(1895-1990)稱譽，有序文為憑。至於以整體討論的如謝慧賢(Jennifer W. Jay)、戴仁柱(Richard L. Davis)、何冠彪、趙園及謝正光等人，他們長期浸淫於遺民史料之中，卓然有成。試舉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為例，此書共分上、下兩編，上編處理易代之際士大夫的論題，而下編則分析各種明遺民現象，可謂開啟遺民史研究的新頁。受到影響，邇來學界的研究日益熾盛，蓋有兩種趨勢：第一、擴及以往較被忽略的微型遺民人物，多將他們的著作視為「文本」來分析；第二、受新文化史所啟發，經由服飾連結到政治認同之關係， 也逐漸得到重視。前述遺民研究通常只有涵蓋到漢人統治的王朝。可是，若按照《春秋》對「夷夏之辨」的說法，抱持以文化主義(culturalism)做為判準， 那麼歷經「異族」統治下遺民，則係另一項值得深探的課題。關此，進入明代而忠於元王朝遺民的處境，亦引起若干重視。 元遺民研究所以獲致注意，因涉及兩項主題：第一為種族觀，第二是正統觀，基本上都修正我們以往對征服王朝歷史的看法。例如，嚴夷夏之防的士人，理應不會對「異族」統治產生任何向心力，甚至無法將元朝視為正統王朝。不過，錢穆乃至蕭啟慶的研究都證實真正情況未必如此。從他們細緻的分析中瞭解：元明之際士人似乎更站在前朝的立場，藉由書寫反映其同意或默許「異族」的統治。儘管達德斯(John W. Dardess)認為：儒家思維才是士大夫願意臣服蒙古「異族」統治的主因， 但無論如何，元遺民的討論確實有別以往，改變了既有的歷史闡釋架構。可惜的是，有關中國另一征服王朝――清朝的遺民部分，至今尚無可資佐證。